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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近代資產階級世界之外，還有反對異族統治（一般情況為不同宗教而非不同民族的統治）的人民起義運動，有時這似乎預示著日後民族運動的走向。這類運動指的是反對土耳其帝國，高加索反對俄羅斯人，以及印度反對入侵的英國統治者的戰鬥。把諸多的近代民族主義塞入對這類民族運動的理解之中，是不恰當的，雖然在武裝好鬥的農牧入口聚居的落後地區，以部落集團為組織，而且由部落酋長、綠林英雄或先知們所發動的對外國（或更確切地說是不信任的）統治者的抵抗，採取了一種與精英式民族運動頗為不同、但更接近其真義的人民戰爭形式。然而實際上，馬拉地人（Mahrattas，印度的封建軍事集團）和錫克教徒（一個軍事宗教派別）分別於1803－1813年及1845－1849年所發起的抗英運動，與後來的印度民族主義幾無關聯，而且他們也沒發展出自己的民族主義。（錫克人運動迄今仍大多自成一體。在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當地人的戰鬥抗爭傳統，使那個地區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的早期中心，並提供了一些最早的、而且是極傳統的領導人，特別是提拉克［B．G．Tilak〕；但這項多是印度民族運動中，一個地區性的、而非佔主導地位的潮流。像馬拉地民族主義那樣的東西，在今天可能還存在著，但其社會基礎是廣大的馬拉地工人階級和沒有特權的下層中產階級，對抗在經濟上和直到最近仍在語言上占統治地位的古吉拉特人［Gujeratis〕。）野蠻、英勇、世仇不斷的高加索部隊，在穆里德運動（Muridism）的純凈伊斯蘭派別中，暫時找到了團結一致、反對俄國人入侵的紐帶，而且找到沙米爾（Shamyl，1797－1871）這個重要的領導人。但是直到今天，高加索人仍尚未組成一個民族，而僅僅是在蘇聯一個小共和國中的一小群小山民集體（已具近代民族意義的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並未參加沙米爾運動）。被諸如阿拉伯地區的瓦哈比派（Wahhabi）和今天利比亞的賽努西教團（Senussi）等純凈宗教派別所掃蕩的貝都因人，為了安拉的單純信仰，反對賦稅、蘇丹和城市的營私舞弊，並為了保有簡樸的牧民生活而戰。但是我們今日所知的阿拉伯民族主義（20世紀的產物），是來自於城市，而不是游牧民族的營地。
甚至巴爾幹各國，尤其是那些很少被馴服的南部和西部山民，他們反對土耳其人的起義行動，也不應過於簡單地用近代民族主義來加以解釋，雖然許多吟遊詩人和勇士（兩者經常是同一些人，例如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的詩人-武士-主教），會使人回憶起像阿爾巴尼亞的斯坎德培（Skanderbeg）那樣的准民族英雄的榮耀，以及像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Kossovo）戰役中對抗土耳其人的失敗悲劇。在任何有需要或有意願的地區，起義反對當地政權或削弱土耳其帝國，都是極其自然的舉動。然而，僅只是因為經濟上共同的落後性，才讓我們把今日所謂的南斯拉夫人視為一個整體，甚至包括了他們居住在土耳其帝國境內的同族人，但是南斯拉夫這個概念是奧匈帝國知識分子的活動產物，而不是那些實際為自由而戰者所欲追求的結果。（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南斯拉夫政權已將以前劃歸為塞爾維亞的民族，分裂為更符合實際的次民族共和國和行政單位：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門的內哥羅、馬其頓和科索沃-梅托希亞〔Kossov－ Metohidja〕。根據19世紀民族主義的語言學標準，他們大多屬於同一單元的「塞爾維亞」民族，只有與保加利亞人更接近的馬其頓人，以及位於科斯美特〔Kosmet］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除外。但是事實上，他們從未發展成單一的塞爾維亞民族。）信仰東正教的門的內哥羅人從未被征服過，他們與土耳其人作戰，但也以同樣的熱情對抗多疑、信奉天主教的阿爾巴尼亞人，同樣多疑但團結的斯拉夫人，以及信奉伊斯蘭教的波斯尼亞人。波斯尼亞人則像多瑙河平原上的東正教塞爾維亞人一樣樂意，並且以比阿爾巴尼亞邊疆地區東正教「老塞爾維亞人」更大的熱情，起義反對與他們多數信仰同一宗教的土耳其人。19世紀率先起義的巴爾幹人民，是在英勇的豬商綠林好漢黑喬治（Black Gee，1760－1817）領導下的塞爾維亞人，但是在他起義（1804－1807年）的最初階段，甚至並未提出反對土耳其統治的口號；相反，支持土耳其蘇丹反對當地統治者的營私舞弊。在巴爾幹西部山區的早期起義歷史中，幾乎沒有任何記載顯示當地的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和其他民族，在 19世紀早期已對那種非依民族劃分的自治公國感到不滿，該制度是由強有力的總督，人稱「亞尼納之獅」的阿里·巴夏（Ali Pasha，1741－1822），一度在伊庇魯斯（Epirus）建立起來的。
有一次，而且是惟一的一次，放羊的牧民與綠林英雄在反對任何實存政府的持久戰鬥中，與中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法國大革命的觀念融合起來。那就是希臘的獨立戰爭（1821－1830年）。因此不足為奇的，希臘成了各地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人士的神話和激勵力量。因為只有在希臘，全體人民用一種似乎與歐洲左派相同的方式，起來反對壓迫者；而且另一方面，以獻身希臘的詩人拜倫（Byron）為代表的歐洲左派，對希臘的最後獨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
大多數希臘人與巴爾幹半島上其他被遺忘的戰士、農民和部落非常相像。然而，一部分希臘人構成了一個國際貿易和管理階層，他們也定居在整個土耳其帝國的殖民地和少數民族社區之內，以及土耳其帝國之外；而大多數巴爾於人所皈依的東正教會，其所使用的語言是希臘語，其領導階層則是以君士坦丁堡希臘主教為首的希臘人。蛻變為依附王公的希臘行政官員，統轄著多瑙河各公國（現在的羅馬尼亞）。在某種意義上，巴爾幹、黑海地區和地中海東部，所有受過教育以及從事商業的階層，不管民族出身如何，都因其活動性質本身而希臘化了。在18世紀，希臘化進程比以往更加強勁有力。主要是因為經濟的明顯發展，擴大了希臘人在國外的散居範圍和接觸面。黑海新興繁榮的穀物貿易，把他們帶進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的商業中心，並且加強了他們與俄國的聯繫；巴爾幹貿易的擴大，把希臘人或希臘化商人帶到了中歐。第一份希臘文報紙是在維也納出版的（1784－1812年）。農民起義者的定期移民和再遷移，進一步加強了流亡者社團。正是在這種世界各地都有的散居人口中，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共濟會秘密會社的政治組織方式）紮下根來。早期不甚突出、多少是泛巴爾幹革命運動領袖的里加斯（Rhigas，1760－1798），不但講的是法語，還將《馬賽曲》改編成希臘版本。發動1821年暴動的秘密愛國會社同志會（PhilikeHetairia），是1814年在俄國新興穀物大港奧德薩（Odessa）創立的。
希臘的民族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與西方的精英運動相比。沒有其他類比可以說明在當地希臘權責領導下，多瑙河諸公國為爭取希臘獨立所發動的起義；因為在這塊可憐的農奴制土地上，惟一可以稱作希臘人的便是領主、主教、商人和知識分子。很自然，那場起義慘敗了（1821年）。然而幸運的是，同志會也開始在希臘山區（特別是伯羅奔尼撒）招募亂世中的綠林英雄、亡命之徒和部落酋長，而且（至少在1818年後）比同樣想搜羅當地綠林的南義大利貴族燒炭黨，贏得更大的成功。像近代民族主義這類概念，對這些「希臘武裝團成員」究竟有多大意義，是相當令人懷疑的，雖然他們之中許多人都有自己的「文書學者」——對書籍知識的尊重和愛好，是古希臘文化的遺風——這些文書學者用雅各賓派的詞語書寫宣言。如果說他們代表了什麼，那就是該半島傳之久遠的精神氣質。身為男子的任務便是要成為英雄，而據山而立抵抗政府並為農民打抱不平的綠林好漢，正是人世間的政治理想。對於像牛商綠林好漢科洛科特羅尼斯這種人的起義，西方式的民族主義者提供他們一套領導模式，並賦予他們一個泛希臘的、而非完全局限於地方性的規模。反過來，西方民族主義者則從他們那裡得到那種令人畏懼的獨特力量，即一個武裝起來的群眾人民起義。
新興的希臘民族主義足可以使希臘贏得獨立，雖然那種結合了中產階級領導、武裝團體叛亂，以及大國干涉的運動，產生了一些對西方自由理想的滑稽模仿——這類模仿日後在像拉丁美洲這樣的地區，會變得極為眼熟。但是這種民族主義也有使希臘文化局限於希臘的矛盾結果，從而造成或強化了其他巴爾幹人民潛在的民族主義。當作為希臘人只不過是識字的東正教巴爾幹人的職業需要時，希臘化是處在進步之中。一旦作為希臘人指的是對希臘的政治支持，希臘化就開始倒退了，甚至在已同化的巴爾幹知識階層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