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其特殊使命，這些使命將攜手走向人類總使命的完成。這樣的使命構成了民族性。民族性是神聖的。
——青年歐洲兄弟守則，1834年
這一天將會來臨……當優秀的日耳曼人站在自由和正義的青銅底座上，一隻手握著啟蒙的火炬，把文明的光束投向地球最遙遠的角落，另一手持著仲裁者的天平，人們將懇請她解決爭端，那些現在向我們高喊強權即公理，並輕蔑地用長統靴踢打我們的人們。
——摘自西本費弗爾（Siebenpfeiffer）在漢堡的演講，18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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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後，如我們在前面已看到的那樣，贊成革命的總運動分裂了。而分裂所導致的一項後果值得特別注意，即自覺的民族主義運動。
這場運動發展的最佳象徵，便是1830年革命後由馬志尼創建或發起的「青年」運動：青年義大利、青年波蘭、青年德意志、青年法蘭西（1831－1836 年），以及19世紀40年代類似的青年愛爾蘭。青年愛爾蘭是芬尼亞勇士團（Fenians）或稱愛爾蘭共和兄弟會（Irish Republi Brotherhood）的前身，它是19世紀早期密謀派兄弟會組織當中，惟一沿續至今且獲得成功的革命團體，並以進行武裝鬥爭的愛爾蘭共和軍而聞名於世。這些運動本身並不重要，且只要有馬志尼存在，就足以使它們完全無效。但在象徵性意義上，它們卻極其重要，從日後的民族主義運動紛紛採用像「青年捷克人」或『青年土耳其人」這類標籤，即可見一斑。它們標誌著歐洲的革命運動碎裂成民族的革命運動。這類民族革命團體之間，無疑有著大致相同的政治綱領、戰略和策略等，甚至有大致相同的旗幟——幾乎總是某種形式的三色旗。他們的成員認為：其自身的要求與其他民族的要求之間並沒有矛盾，而且他們的確設想建立一種可同時解放自身以及其他民族的兄弟關係。另一方面，各個民族革命團體則傾向於通過為大家選擇一個救世主的角色，來為其首先關注本民族利益的心態進行辯護。藉由義大利（據馬志尼說的）、波蘭（據密茨凱維奇[Mickiewicz]說的），世界上受苦受難的人民將被引向自由。這是一種很容易淪為保守政策或帝國主義政策的觀念，在那些強調自己是神聖的羅馬第三帝國的俄國親斯拉夫派，以及那些日後不斷重複著將以德意志精神治好全世界的德國人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危險。大家一致認為，民族主義這種模稜兩可的現象，可回溯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但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世上的確只有一個偉大的革命民族，而它的所作所為也足以讓世人明白，它是所有革命的司令部和解放世界的必要原動力。因此，指望巴黎是合理的；指望一個模糊不清的（實際上由一小撮密謀派和流亡者代表的） 「義大利」、「波蘭」或「德國」，只有對義大利人、波蘭人和日耳曼人才具意義。
如果新興的民族主義只限於民族革命兄弟會的成員，它就不值得太多注意。事實上，它代表著更為強大的力量，這些力量在19世紀30年代以雙元革命的結果出現，並顯露在政治自覺之中。這些力量當中，最立即且強大的是小地主或鄉紳的不滿，以及在許多國家當中突然冒出的民族中產階級、甚至低層中產階級，兩者的代言人大多是專業知識分子。
小鄉紳的革命作用，也許可在波蘭和匈牙利得到最好說明。總體而言，當地的土地大亨早就發現與專制主義和外國統治達成協議，是可能且合乎需要的。匈牙利的大地主一般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長期以來已被吸收為維也納宮廷的社會支柱，他們之中極少有人參加1848年革命。對於舊日波蘭-立陶宛聯邦（Rzecpospolita）的記憶，使波蘭的地主權貴具有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但是他們之中最有影響力的准民族主義派別——恰爾托雷斯基集團，當時正對寓居巴黎朗貝爾飯店（Hotel Lambert）的奢華移民，進行活動，他們總是贊成與俄國聯合，而且喜歡外交活動更甚於起義。從經濟上看，如果不太浪費的話，他們也富裕得足以支付所需；而且，如果他們喜歡的話，甚至有財力投人足夠的資金來改善其土地，以從該時代的經濟發展中獲得好處。塞切尼伯爵（t Szeyi）是這個階級的少數溫和自由派和經濟進步倡導者，他曾將約6萬弗林（florins）的年收入贈予新成立的匈牙利科學院。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的生活水準曾因這筆無私的慷慨捐贈而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只因出身不同而使其有別於其他貧困農民的小鄉紳（匈牙利人口中約八分之一據稱擁有鄉紳地位），既沒有錢財能使其持有的土地有利可圖，也沒有與日耳曼人或猶太人競爭中產階級財富的意向。如果他們無法靠其地租體面生活，而且衰敗的年代又剝奪他們投身軍隊的機遇，如果文化程度不算太差的話，他們或許會考慮選擇法律、行政或一些知識性職業，但是不會從事資產階級活動。這類鄉紳長期以來已成為本國專制主義、外族以及巨富統治的反對堡壘，隱藏在（像在匈牙利的）加爾文派和縣級機構的雙重支持背後。很自然的，他們的反對、不滿，以及希望獲得更多工作機會的願望，如今將引燃民族主義。
自相矛盾的是，在這個時期興起的民族商業階級，竟是個較小的民族主義因素。眾所公認，在四分五裂的德國和義大利，一個統一的民族大市場，其優勢是非常明顯的。《聯合下的德意志》（Deutsd uber Alles）的作者呼喚：
火腿和剪刀，靴子和吊襪帶，
羊毛和肥皂，紗線和啤酒。
民族精神所無法促成的民族統一意識，德國已藉由關稅同盟達成了。然而，卻沒有什麼證據可以顯示，比如說，（日後將為加里波底提供許多財政支持的）熱內亞的船運商對義大利民族市場的喜愛，會更甚於遠較繁榮的地中海貿易。而在多民族的大帝國中，在特定省份內發展出來的工業和貿易核心，當然會對現存的歧視表示不滿，但是在他們心底真正喜愛的，顯然是此刻對他們開放的帝國大市場，而不是未來獨立的民族小市場。因此，波蘭工業家既然有整個俄國可資利用，自然少有人會去支持波蘭民族主義。當帕拉茨基（Palacky）代表捷克人宣稱「如果奧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須造一個出來」時，他不僅是在籲請君主反對德國，而且也表達了一個龐大卻很落後的帝國經濟核心地區的合理心聲。然而，商業利益有時也領導著民族主義，例如像比利時，該地一支強大的工業先驅社群，基於十分奇怪的理由，認為處在荷蘭商業集團的有力統治下，他們的地位將非常不利。比利時是在1815年陷入荷蘭手中的。不過這是個特殊例子。
在這個階段，中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強大支持者，是下層和中層的專業、行政和知識階層，換句話說，即受過教育的階層。（當然，這些人與商業階級並無明顯區別，尤其是在落後國家，那裡的土地行政人員、公證人和律師等等，通常即等於農村財富的主要積聚者。）確切地說，中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先鋒，是沿著教育進步的路線進行戰鬥，而教育進步，則顯現在大批「新人」進入當時仍被少數精英佔據的領域。學校和大學的成長顯示出民族主義的進展，因為學校尤其是大學，正是其自覺的鬥士：德國與丹麥之間，曾為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問題，先後於1848年和1864年爆發過兩場衝突，但在此之前，基爾大學和哥本哈根大學，便曾為了這個問題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引發過激烈爭執。
教育的進展十分明顯，雖然「受教育者」的總數仍然很小。法國國立學校的學生人數在1809－1842年間增加了一倍，而且在七月王朝統治之下，增長得特別迅速，但是即使如此，及至1842年，也只不過1．9萬人（那時所有受過中等教育的孩子，總數是7萬人）。俄國於1850年左右，在6800萬總人口中只有大約2萬名中學生。大學生的人數儘管不斷增加，但其總數卻很少。很難想像，1806年後那麼受解放思想煽動的普魯士大學青年，據說在1805年時竟不超過 1500人；後1815年的波旁王朝毀滅者，巴黎綜合工藝學校，在1815－1830年間，共訓練了1581名青年，即每年僅招收約100人。學生在 1848年革命中的突出表現，使我們很容易忘記下述事實：整個歐洲大陸，包括未進行革命的不列顛群島，可能總共只有4萬名大學生，雖然數目仍在上升之中。俄國的大學生人數便從1825年的1700人，上升到1848年的4600人。而且即使人數沒有增長，社會和大學的變化（參見第十五章），也為學生賦予了一種社會團體的新意識。誰也不記得在1789年巴黎大學有大約6000名學生，因為他們在大革命中沒有發揮過獨立作用。但是到1830年，任誰也不能忽視這群年輕大學生的重要性。
少數精英可利用外國語言活動；而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