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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復辟時期（1815－1830年），反動黑幕籠罩著所有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在這樣的黑暗中，拿破崙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分歧幾乎看不出來。除英國外，至少在政治上還沒有出現自覺的工人階級革命者或社會主義者。而英國，在歐文於1830年前發起的「合作運動」影響下，不論在政治上或意識形態上，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趨勢已經出現。大多數非英國群眾的不滿還是非政治性的，要不就是如表面上的正統主義者和教權主義者那樣，對似乎只會帶來罪惡和混亂的新社會發出無聲抗議。因此除了極少數例外，歐洲大陸的政治反對派通常局限於一小群富人或受過教育的人，而這兩者多半意味著同一群人，因為即使在巴黎綜合工藝學校這樣強大的左翼陣營中，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一個突出的反抗分子群體——來自小資產階級（大多經由低層軍官和文官晉陞而來），而只有0． 3％來自「大眾階層」。這些窮人就像自覺加入左翼的人一樣，接受中產階級革命的經典口號，雖然是激進民主派而非溫和派的形式，但仍只不過是向社會挑戰的某種暗示。英國勞動貧民一次又一次為之團結在一起的典型綱領，只是單純的議會改革，具體表現在《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的「六點要求」上。（一、成年男子普選權；二、無記名投票；三、平等選區；四、議員有給制；五、每年召開議會；六、取消候選人的財產資格。）這個綱領實質上與潘恩時代的「雅各賓主義」沒有區別，而且與老穆勒提出的功利主義中產階級改革家的政治激進主義完全一致（其與日益自覺的工人階級的聯繫除外）。復辟時期惟一不同的是，勞工激進分子已經更願意聽取用他們的語言所進行的宣傳——如演說家亨特（Hunt，1773－1835）那樣善於侃侃而談的人，或者像科貝特那樣既聰明又精力旺盛的批評家，當然還有潘恩——而不是中產階級改革者的語言。
因此，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社會的甚或民族的差異，都沒有明顯地把歐洲反對派分裂成互不理解的陣營。如果我們略去大眾政治的正規形式已告確立的英國和美國（雖然在英國直到19世紀20年代還受到反雅各賓主義歇斯底里式的壓制），對歐洲所有國家的反對派來說，政治前景看起來非常相似，而達成革命的方式也幾乎一樣，因為專制主義的統一戰線，實際上在大部分的歐洲地區排除了和平改革的可能。所有革命者都以不同的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已解放的少數進步精英，在缺乏活力、無知且被誤導的廣大群眾中活動，並為了其最終利益而進行抗爭。普通群眾在解放到來時無疑會起而歡迎，但是不能指望他們積极參加抗爭、準備解放。他們全都（至少在巴爾幹半島的西部）認為自己是在與單一的敵人作戰，即沙皇領導下的專制王公聯盟。因此，他們全都把革命看成是統一而不可割裂的；是單一的歐洲現象，而不是國家或地區解放的集合體。他們都傾向於採用同一類型的革命組織，甚或同一個組織——秘密暴動兄弟會。
這類兄弟會每個都有來自或仿自共濟會模式的複雜儀式和等級制度。它們在拿破崙時代後期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其中最負盛名的（因為是最國際性的）是「好表親」或燒炭黨（Carbonari）。它們似乎是通過義大利反拿破崙的法國軍官，繼承了共濟會或類似的結社，1806年後在南義大利形成，而且和其他類似團體一起向北傳播，並在1815年後越過地中海。這些組織本身，或其衍生組織和平行組織，連在俄國特別是希臘，都可以找到其蹤影。在俄國，這類團體聯合成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s），他們在1825年發動了俄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起義。燒炭黨時代在1820－1821年達到頂峰，及至1823年，大多數兄弟會實際上都被破壞殆盡。然而，（一般意義上的）燒炭黨以革命組織的主幹角色堅持了下來，也許還藉著幫助希臘爭取自由（親希臘運動）的共同任務而結合在一起，而且於1830年革命失敗後，通過波蘭和義大利的政治移民，把它傳播到更遠的地方。
在意識形態上，燒炭黨及其類似組織是個混雜的團體，只是因為對反動派的共同憎恨而聯合在一起。激進派，其中最堅定的是左翼雅各賓派和巴貝夫主義者，很明顯對兄弟會的影響日益增強。巴貝夫的叛亂老同志布納羅蒂（Filippo Buonarroti），是他們之中最能幹、最不屈不撓的密謀者，雖然他的信仰對大多數兄弟會和「好表親」而言是太過偏左。
他們是否曾致力於發動國際性的協同革命，仍是件有爭論的事，雖然它們的確堅持不懈地嘗試聯合所有的秘密兄弟會，至少在其最高和最初的層次上，組成國際型的超級密謀黨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1820－1821年間，歐洲確實發生了大量燒炭黨類型的起義。它們在法國完全失敗，那裡的革命政治條件相當缺乏，而密謀者在相關條件尚未成熟的形勢下，無法接觸到暴動的惟一有效力量，即不滿的軍隊。在當時以及整個19世紀都是行政機構一部分的法國軍隊，無論什麼樣的官方政府命令他們都得執行。他們在一些義大利邦國，特別是在西班牙，獲得了徹底、但是暫時性的勝利。在西班牙，「純粹的」起義找到了最有效的方式——軍事政變。組成秘密軍官兄弟會的自由派上校，命令其團隊跟隨他們一起起義，而後者則聽命行事。（俄國十二月黨人密謀者於1825年極力發動禁衛軍起義，但是因為害怕走過頭而失敗。）軍官兄弟會——由於軍隊為非貴族青年提供了職業，故而他們通常具有自由主義傾向——和軍事政變，自此成為伊比利亞半島和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固定戲劇，同時也是燒炭黨時期最持久但最值得懷疑的政治成果之一。從過往的事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儀式化、等級森嚴的秘密會社如共濟會，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非常強烈地求助於軍隊人員。西班牙的自由派新政權，於1823年被歐洲反動勢力支持的法國入侵推翻。
1820 －1822年的革命只有一次是自力維持的，部分是因為它成功地發動了一場真正的人民起義，部分是因為它得益於有利的外交形勢，那就是1821年的希臘革命（參見第七章）。希臘因此成了國際自由主義和「親希臘運動」的激勵力量。親希臘運動包括對希臘有組織的支援和無數自願戰士的前往，它對團結19世紀20年代歐洲左翼的貢獻，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晚期支援西班牙共和國的行動。
1830 年革命使形勢完全改觀。正如我們已看到的那樣，這些革命是一個非常時期的第一批產物，在這個時期里充滿著尖銳而廣泛的經濟社會騷動，以及急劇加速的社會變化。於是兩個主要結果從中而生。第一個結果是，1789年模式的群眾政治和群眾革命再次成為可能，因此對秘密兄弟會的依賴遂變得沒有那麼必要。在巴黎，波旁王朝是被複辟君主制度所經歷的危機和經濟衰退所導致的群眾騷亂聯手推翻的典型代表。所以，群眾絕非不具有行動力，1830年7月的巴黎證明，街壘路障在數量和分布的面積上，比以前或以後的任何時候都要多。（事實上，1830年已使街壘路障成為人民起義的象徵。雖然在巴黎的革命歷史上，它們的出現至少可上溯到1588年，但在1789－1794年間，卻沒有發揮過重要作用。）第二個結果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人民」和「勞動貧民」——即構築街壘路障的人——愈來愈等同於作為「工人階級」的新興無產大眾。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就此產生。
1830年革命也為左翼政治帶來兩項進一步變化。革命從激進派中分裂出溫和派，並且造成一種新的國際形勢。在這樣做的同時，它們不但促使運動分裂成不同的社會組織，而且更分裂出不同的民族成分。
在國際上，革命把歐洲分裂成兩大地區。在萊茵河以西，革命將反動列強的聯合控制擊成碎片，永遠無法恢複。溫和的自由主義在法國、英國和比利時取得勝利。（更為激進類型的）自由主義在瑞士和伊比利亞半島沒有取得完全勝利，該地以民眾為基礎的自由派運動和反自由派天主教運動互相對抗，但是，神聖同盟再也不能以它在萊茵河以東各地仍在進行的那種手段，來干涉這些地區。在19世紀30年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內戰中，專制主義和溫和自由主義的列強，各自支持其中一方，雖然自由主義國家稍顯得更有力些，而且得到一些外國激進志願者和同情者的幫助，這依稀預示出20世紀30年代的親西班牙運動。（英國人通過19世紀20年代接觸到的自由派西班牙難民，而對西班牙這個國家感興趣。英國的反天主教教義，在將西班牙的抗爭時尚——保存在博羅［Gee Borrow〕的《西班牙的聖經》和默里[Murray]著名的《西班牙手冊》中——轉移到反王室正統派［anti-Carlist]一事上，也發揮了一些作用。）但是，各國的自由或專制課題，基本上仍有待當地的力量平衡來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