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目前的協調一致，是其對付在每個歐洲國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革命余火的惟一保障；而且……最明智的做法是擱下平時的小爭端，共同支持現有的社會秩序準則。
——卡斯爾雷
此外，俄國沙皇是當今惟一能夠立即進行大戰的君主。他掌握著當今歐洲惟一能夠調用的軍隊。
——根茨，1818年3月24日
在20 多年幾乎沒有中斷的戰爭和革命之後，戰勝的舊政權面臨著尤為困難而危急的締造和平以及維持和平的問題。它們必須清理20年的廢墟，並重新分配領土戰利品。此外，對所有明智的政治家顯而易見的是，今後任何大規模的歐洲戰爭都是無法容忍的，因為這樣一場戰爭，幾乎意味著一次新
的革命，也就是舊政權的毀滅。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KingLeopold：維多利亞女王聰明但略嫌討厭的舅父）在講述稍後的一次危機時說：「在歐洲充滿社會弊端的現狀下，發生……一場全面戰爭，其影響將會是空前的。這樣一場戰爭……必定會帶來一場原則性的衝突，我認為這樣一場衝突，將改變歐洲的形式並推翻它的整體結構。」國王和政治家既不比以前更聰明，也不比以前更愛好和平，但是他們無疑會比以前更加恐懼。
在避免全面戰爭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成就相當不凡。從拿破崙失敗到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1854－1856年）之間，歐洲實際上既沒有全面戰爭，也沒有在戰場上發生一個大國與另一大國的任何衝突。的確，除克里米亞戰爭外，在1815 －1914年之間，沒有任何戰爭同時牽涉到兩個以上的大國。20世紀的人民應當可以體認到此一成就的重大。而當時國際舞台的不平靜以及衝突誘因的層出不窮，更教這樣的成就令人難以忘懷。革命運動（我們將在第六章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摧毀了得來不易的國際穩定：在19世紀20年代的南歐、巴爾幹半島和拉丁美洲，1830年的西歐（尤其是比利
時），以及1848 年革命前夕的全歐。而內有分崩瓦解的危機，外有強國——主要是英、俄，其次是法國——覬覦的威脅，土耳其帝國的衰落，使所謂的「東方問題」 （Easterion）成為一個持久的危機根源：19世紀20年代爆發於希臘，19世紀30年代引燃於埃及。儘管它在1839－1841年一場特別尖銳的衝突後，暫時被平息下去，但仍像以前一樣具有潛在的爆炸性。英、俄兩國為了近東和亞洲兩大帝國間的未被征服土地而關係交惡。法國則十分不甘於比它1815年前微弱甚多的地位。不過儘管有這許許多多的陷阱和旋渦，外交之船仍然航行在艱難的水道上，並沒有發生碰撞。
我們這一代人，在國際外交的基本任務上，即避免全面戰爭之上，有著如此顯著的失敗，因而，我們傾向於用他們的直接後繼者不曾感知的敬重，來回顧那些政治家及 1815－1848年的外交方法。1814－1835年間主管法國外交政策的塔列朗（Talleyrand），迄今仍是法國外交家的典範。而英國外相卡斯爾雷（Castlereagh）、坎寧（Gee ing）和帕麥斯頓子爵（Vist Palmerston）——他們分別主掌1812－1822年。1822－1827年和1830－1852年所有非托利黨（Tory）執政期間的外交政策 ——更已成為令人仰嘆緬懷的外交巨人。從拿破崙戰敗便出任奧地利首相，直到1848年垮台為止的梅特涅（Metternich）親王，在今天通常不會只被當作是一個反對改革的強硬敵手，而更常被視為一個維持穩定的明智之士，這和以往的看法是不同的。然而，即便以信任的眼光也不能說明在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統治
下的俄國。這個時期相對說來不那麼重要的普魯士外交大臣，是值得加以理想化的。
在某種意義上，上述的讚譽是合理的。拿破崙戰爭之後的歐洲安排，絕不比任何其他決定更公正、更道德；但是，以其制定者完全反自由主義和反民族主義（即反革命）的目標來看，這種安排既現實又合理。他們不曾試圖將全面勝利加諸法國身上，以挑起法國人投入一場新的雅各賓主義。戰敗國的邊界得到了比1789年還要好的保護，金錢賠款並不太高，外國軍隊佔領極為短暫，而到1818年，法國再次被承認為「歐洲協調」（cert of Europe）組織的正式成員。（若非1815年拿破崙失敗的復辟舉動，這些條款甚至會更為溫和。）波旁家族復辟了，但可以理解的是，他們必須向其臣民的危險精神作出讓步。大革命的重大變革被接受承認，而且那個富有煽動性的憲法機制，也在復辟專制君主路易十八「慷慨賜予」的一個憲章幌子下——儘管自然極為有限——留給了他的臣民。
歐洲地圖的重劃，既沒有考慮各國人民的願望，也沒有顧及曾被法國人在不同時候趕下台的王公權利，但卻相當關注從戰爭中崛起的五大列強的平衡：它們分別是俄國、英國、法國、奧地利和普魯士。而其中只有前三者才真正算數。英國對歐洲大陸沒有領土野心，它在意的是控制或保護在航海和商業上的一些重要據點。於是，它保留了馬爾他、愛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和赫里戈蘭島（Heligoland），密切注視西西里，而且顯然從丹麥將挪威移交給瑞典，以及荷蘭、比利時（前奧屬尼德蘭）的結合中得益。前者防止了波羅的海入口控制在單一國家之手，後者則把萊茵河和斯凱爾特河（Scheldt）河口，置於一個無害但又足夠強大的國家手中，特別是在得到南方的堡壘屏障下，能夠抵抗法國對比利時眾所周知的胃口。這兩項安排都很不受挪威人和比利時人歡迎，尤其是後者，更只延續到1830年革命。經過法英之間的一些摩擦之後，比利時成為一個永久性的中立小國，而其親王則由英國選定。當然，在歐洲之外，英國的領土野心便大得多了。儘管英國海軍對海洋的全面控制，使什麼地方是否實際在英國旗幟之下，基本上無關緊要，除了印度西北部那幾個扮演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分界線的混亂弱國之外。但是英俄間的這種對立，對 1814－1815年必須重新安排的地區，幾乎不具影響。對歐洲，英國僅要求不要有任一大國變得過於強大。
歐洲大陸的決定性軍事強權俄國，由於獲得芬蘭（以瑞典為代價）、比薩拉比亞（以土耳其為代價）和大部分波蘭，因而滿足了其受到限制的領土野心。波蘭在一貫支持與俄國人聯盟的當地派別領導下，被賜予一定程度的自治（1830－1831年的起義之後，該自治被取消）。波蘭的剩餘部分由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只有克拉考（Cracow）這個城市共和國除外，但它也未能在1846年的起義後倖存。至於其他方面，俄國滿足於對法國以東的所有專制公國，行使鞭長但遠非莫及的支配權，其主要的課題是必須避免革命。沙皇亞歷山大為此目的而發起成立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奧地利和普魯士加入，但是英國置身其外。在英國看來，俄國對大部分歐洲的實際霸權，也許遠非一種理想的安排，但它反映了軍事現實，而且無法阻止。除非讓法國保有比其前對手準備給予的更大程度的實力，否則無法忍受的戰爭將是其代價。法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顯然得到承認，但那是任何人準備接受的極限。
奧地利和普魯士只是承蒙禮貌好意才實際成為大國，或者說人們是因奧地利在國際危機期間眾所周知的軟弱（這是正確的），以及根據1806年普魯士的崩潰（這是錯誤的），才如此認定。它們的主要作用是扮演歐洲的穩定者。奧地利收回了其義大利諸省，加上前威尼斯共和國的義大利領地和達爾馬提亞，並對義大利北部和中部小公國享有保護權。這些公國大多由哈布斯堡家族的親戚統治。（皮德蒙特-薩丁尼亞[Piedmont-Sardinia]除外，它吞併了前熱內亞共和國，使之成為奧地利和法國之間一個更有效的緩衝地。）如果要在義大利任何地方維持「秩序」，那麼奧地利就是執勤的警察。因為其惟一關心的就是穩定，消除任何將導致其瓦解的事物，因此它必須扮演一個永久性的安全警察，以對抗在歐洲大陸製造動亂的任何企圖。普魯士受益於英國想在德國西部建立一個適當強大國家的願望，該地區的公國長期以來皆傾向於支持法國，或被法國控制。普魯士還收回了萊茵地區，而這個地區的巨大經濟潛力是貴族外交家無法估計的。普魯士也從英、俄衝突中獲利，英國認為俄國在波蘭的擴張太過分了，因戰爭威脅而益為複雜的談判結果是，普魯士將之前佔領的部分波蘭地盤讓給俄國，但是收回富裕而且工業發達的半個薩克森。從領土和經濟上說，在1815年的解決方案中，普魯士比任何其他大國獲益更多，而且在實際資源方面，它首次成為一個歐洲大國，儘管要到 19世紀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