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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看到20餘年的戰爭，對歐洲政治結構造成的影響。但哪些是戰爭的實際過程、軍事動員、戰役，以及隨之採取的政治和經濟措施的後果呢？
矛盾的是，除幾乎肯定比其他國家傷亡更大、間接人口損失更多的法國本身以外，與實際流血關係最不密切的地方，反而受影響最大。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期的人們，有幸生活在兩大野蠻戰爭（17世紀和我們所處的20世紀）之間，這些戰爭以真正駭人聽聞的方式蹂躪世界。受1792－1815年戰爭影響的地區，即使是軍事行動持續時間比別的地方都長、群眾性抵抗和報復使之變得更殘酷的伊比利亞半島，其所受到的蹂躪也不及17世紀「30年戰爭」和「北方戰爭」中的中歐和西歐，不及18世紀初的瑞典和波蘭，或20世紀國際戰爭和內戰中的世界大部分地區。1789年之前的長期經濟改善，意味著饑荒以及隨之而來的瘟疫和惡性流行病，不會使戰爭和劫掠的破壞過分加重；至少在1811年後是這樣（主要的饑荒時期發生在戰後的1816－1817年）。每次會戰都趨於短暫而激烈，而所用武器——相對來說為輕型武器和機動大炮——用現代的標準來衡量，破壞力並不很大。圍攻戰不太常見。炮火可能對住宅和生產工具的破壞最大，但小房屋和農舍是很容易重建的。在工業經濟中，真正難以很快恢複的物資是樹木、果園或橄欖園，它們需要很多年才能培植起來，但在工業地區，園林似乎並不太多。
因此，因這20年戰爭而造成的純人力損失，按現代標準來衡量，並不顯得特別高，雖然事實上沒有一個政府試圖去計算這些損失，而我們所有的現代估算都模糊得近乎推測，只有法國和幾個特定場合的傷亡人數例外。和為期四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任何一個主要交戰國的死亡人數或1861－1865年的美國內戰約60萬的死亡人數比較起來，這20年時期100萬人的戰爭死亡數並不算多。而如果我們還把當時饑荒和時疫特別厲害的致死力考慮進去，對20餘年的全面戰爭來說，即使是死200萬人也不顯得殺傷力特別大。據報導，西班牙遲至1865年的一次霍亂流行，便造成了236744人死亡。事實上，也許除法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在這段時期，其人口增長率呈現明顯下降。
除交戰人員以外，對大多數居民來說，這場戰爭很可能只是偶爾間接地打亂了正常生活，就算有打亂的話。簡·奧斯汀筆下的鄉村家庭照樣做他們自己的事，好像戰爭不曾發生似的。路透（Fritz Reuter）筆下的梅克倫堡（Meburg）人，他們對外國佔領時期的回憶，好似一件小軼事，而不是戲劇性大事；庫格爾根（Herr Kugelgen）想起他在薩克森（歐洲的「鬥雞場」之一，那裡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勢吸引了各國的軍隊和戰鬥，好像只有比利時和倫巴底可與媲美）的童年時，僅回憶起軍隊向德累斯頓（Dresden）開拔或宿營的奇特時光。大家公認，捲入戰爭的武裝人員數量，要比以往戰爭的正常人數多得多，儘管按現代標準並不算特別多。即使徵兵，也僅徵召了應徵人數的一小部分，拿破崙執政時期，法國的黃金海岸省（Cote d』Or）只提供了35萬居民中的1．1萬人，佔總人口的3．15％。在1800－1815年之間，被徵召的人數不超過法國總人口的7％，而在短得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卻足足徵召了居民總數的21％。但在絕對數字上，這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1793－1794年的《全民徵兵法》，可能武裝了63萬人（來自理論上可徵召的77萬人）；1805年，拿破崙在和平時期的兵力約40萬人，而1812年對俄戰爭開始時，若不算歐洲大陸其餘地區，特別是西班牙的法國部隊，其龐大軍隊是由70萬人所組成（其中30萬為非法國人）。法國的幾個敵國經常動員的人數少得多，只因（英國除外）它們持續停留在戰場的人要少得多，同樣也因為財政上的困擾和組織上的困難，常使充分動員變得很不容易。例如，根據1809年的和約，奧地利人在1813年有權擁有15萬軍隊，但實際只有6萬人可用於作戰。另一方面，英國人保持了一支動員人數極為龐大的軍隊。在其鼎盛時期，他們有足夠的撥款，可供養一支30萬人的常備軍和14萬人的水兵及海軍陸戰隊，在這場戰爭的大部分時間，他們所能承擔的人力負荷，要比法國人多得多。（由於這些數字是根據議會批准的撥款，實際徵集人數當然要少一些。）
人員損失是巨大的，儘管用我們這個世紀的傷亡標準來衡量，並不算特別大；但奇怪的是，傷亡實際上很少是敵人造成的。1793－1815年之間，英國死亡的海員中，只有6％或7％是死於法國人之手，而有80％死於疾病或事故。戰死沙場是一種小風險；奧斯特里茨會戰的傷亡人數中，只有2％是實際戰死的，也許在滑鐵盧會戰這個比例有8％或9％。戰爭中真正可怕的風險被忽略了，污穢、組織不善、醫療服務的缺陷、衛生方面的無知，是這些因素屠殺了傷兵和俘虜。若在適當的氣候條件下（如熱帶），這些因素也足以使每一個人斃命。
實際的軍事行動直接或間接地殺傷人員，而且破壞生產設施，但是如前所述，它們並沒有在多大程度上嚴重干擾鄉村生活的正常進行和發展。但是戰爭的經濟所需和經濟戰，卻有著很深遠的後果。
以18 世紀的標準，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可謂耗資空前；而且在實際上，其金錢的耗費留給當時人的印象，也許更勝過其生命代價。滑鐵盧會戰之後的那代人，他們所感受到的財政負擔下降，肯定比人力損失的下降更引人注目。據估算，1820－1850年間的戰爭平均耗費，低於1790－1820年的10％，而年平均的戰爭死亡人數，卻保持在略低於前一時期的25％。這種空前的耗費是怎樣支付的呢？傳統的辦法是通貨膨脹（發行新貨幣以支付政府賬單）、貸款和加征最低限度的特別稅。之所以只能加征最低限度的稅，是因為徵稅會激起公眾不滿和（當必須由議會和三級會議批准徵稅時）引起政治上的麻煩。但是，特殊的財政需求和戰時條件，打破並改變了這一切。
首先，它們使世界熟悉了無法兌換的紙幣。（事實上，在18世紀末之前，任何類型的紙幣，不管是否可以據以要求兌換成金銀錠，都是比較不常見的。）用可以輕易印製的紙片去支付政府債務，在歐洲大陸上，這種便宜的方法被證明是不可抗拒的。法國的指券（1798年），最初只不過是利息5％的法國國庫債券（boresor），旨在提前使用最終將出售的教會土地收益。在幾個月之內，指券演變成貨幣，而相繼而來的每一次財政危機都使指券數量越印越多，這使指券貶值的幅度越來越大，公眾日漸缺乏信心，更加快了貶值的速度。到戰爭爆發時，指券已貶值約40％，到1793年6月，已貶值約三分之二。貶值的情形在雅各賓掌政時維持得相當不錯，但熱月政變之後，經濟嚴重失控，使指券加速貶值到其票麵價值的1／300，直到1797年國家正式破產，才宣告了這個貨幣事件的終結。這個事件使法國人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對任何類型的銀行券都抱有偏見。其他國家的紙幣沒有那麼慘烈的經歷，雖然到1810年，俄國紙幣已降到票麵價值的20％，而奧地利紙幣（1810和1815年兩次貶值）則降至面值的10％。英國人避開了這種特殊形式的財政戰爭，而且也不迴避使用他們所熟悉的銀行券。即便如此，英格蘭銀行還是無法抗拒政府巨大需求——大部分作為貸款和補助金匯往國外——的雙重壓力：私人積攢金銀和飢謹年的特別緊張。1797 年，銀行停止對私人顧客兌付黃金，而無法兌換的銀行券則成為事實上的有效貨幣：一英鎊券就是其結果之一。「紙鎊」從來不曾像大陸貨幣那樣嚴重貶值，其最低線是面值的71％，而到1817年，它又回彈到98％；但它持續的時間卻比預期要長得多。直到1821年，現金支付才完全恢複。
徵稅之外的另一選擇是貸款，然而戰爭的綿長和開支的沉重，都是始料未及的，而伴隨而來的公共債務增長速度，更是叫人頭暈目眩，甚至嚇壞了大多數最繁榮、最富有和最善於理財的國家。在實際上靠貸款支撐戰爭五年之後，英國政府被迫採取空前而又不祥的步驟，即靠直接稅來支付戰爭費用，為此目的開徵了所得稅（1799－1816年）。國家迅速增長的財富使徵稅完全可行，從此，戰爭的耗費基本上便靠日常收入來滿足。如果戰爭一開始就徵收足夠的賦稅，國債就不會從1793年的2．28億英鎊，增至1816年的8．76億英鎊了，而每年的債務償付額也不會從1792年的1000萬英鎊，增至1815年的3000萬英鎊，這個數目比開戰前一年政府的總支出還多。這種貸款的社會後果非常嚴重，因為在效果上，它像一個漏斗，通過它，主要由居民支付的稅收以越來越高的比例，轉移到「公債持有人」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