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新的時代里，一切不是新的東西都是有害的。君主制度的軍事藝術不再適合我們，因為我們的成員和敵人都已經不同了。各民族的權力和征服，他們的政治和戰爭輝煌，總是依賴於單一的原則、單一強大的制度……。我們已具有自己的民族性格。我們的軍事制度應和敵人不同。那麼很好，如果法蘭西民族因我們的熱情和技能而令人害怕，如果我們的敵人笨拙、冷漠而又慢條斯理的話，那麼，我們的軍事制度必定是奮勇向前的。
——聖茹斯特，共和二年一月十九日（1793年10月10日）以救國委員會名義向國民公會提出的報告
說戰爭是天命註定是不對的；說大地渴望流血也是錯的。上帝自己詛咒戰爭，發動戰爭並使戰爭顯得秘密恐怖之人也是這樣。
——維尼（Alfred de Vigny）《軍事奴役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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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792 年到1815年，歐洲的戰事幾乎連綿不斷，而且與歐洲大陸以外的戰爭相結合或同時發生。先是發生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西印度群島、地中海東岸和印度，接著是偶然於境外爆發的海戰，然後是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在這些戰爭中，勝利和失敗的後果都很重大，因為它們改變了世界地圖。所以，我們應當首先研究這些戰爭、戰爭的實際過程以及由此而來的軍事動員和戰役；但我們也必須注意不那麼具體實在的問題，即戰時政治經濟措施的面貌如何？
兩種極不相同的交戰者在這20餘年相互對峙，他們的實力和制度都極不相同。作為一個國家，法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願望而與其他國家對抗（或結盟），但另一方面，作為革命的化身，法國又呼籲世界各國人民推翻暴政、爭取自由，於是保守和反動的勢力都一致反對它。無疑，經過革命最初的天啟年代之後，對抗兩邊的差異性逐漸減小了。到拿破崙統治末期，帝國主義征服和剝削的因素已壓倒了解放的因素。每當法國軍隊打敗、佔領或兼并了一些國家，國際戰爭與國際內戰（在每一個國家之內則是國內內戰）的混淆情況便可減少一些。反之，反革命強權則順應了法國許多革命成就的不可逆轉性，因此願意談判（帶有一些保留）和平條件，但這種談判是像正常行使職能的強國之間的談判，而不像光明與黑暗之間的談判。反革命強權甚至在拿破崙失敗的最初幾周內，就準備重新吸納法國為同盟、對抗聯盟、恫嚇、威脅和戰爭等傳統遊戲中的平等夥伴，在這些遊戲中，外交活動調節著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雖然如此，但戰爭作為國家之間和社會制度之間衝突的雙重性質依然存在。
一般來說，交戰雙方的陣營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國本身以外，只有一個重要國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對《人權宣言》的讚賞，使其在思想上傾向法國一邊，那就是美國。事實上，美國的確倒向法國那邊，並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進行了戰爭，即或未與法國人結盟，美國至少也是反對彼此共同的敵人——英國。但是，美國在大部分時間都保持了中立，而她與英國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識形態上的解釋。至於其他的盟友，法國意識形態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國家的政黨和輿論流派，而不是國家權力本身。
從非常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實際上每一個受過教育、有才能、具有開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國大革命，至少在雅各賓專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續得更久（直到拿破崙稱帝以後，貝多芬才將獻給他的《英雄交響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歐洲天才異士者名單，只有20世紀30年代對西班牙共和國類似的、幾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與之媲美。在英國，有詩人華滋華斯（Wordsworth）、布萊克（Blake）、柯爾律治（Ce）、彭斯（Robert Burns）、騷塞（Southey），有化學家普里斯特利和幾個伯明翰新月學會的傑出科學家（瓦特的兒子親身前往法國，令他父親大為驚異），有像冶鐵業者威爾金森（Wilkinson）和工程師特爾福德那樣的工藝學家和工業家，以及一般輝格黨（Whig）和非國教知識分子。在德國，有哲學家康德、赫爾德（Herder）、費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詩人席勒（Schiller）、荷爾德林（Holderlin）、維蘭德（Wieland）和年老的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以及音樂家貝多芬。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心理學家拉瓦特（Lavater）和畫家富斯利（Fussli）。在義大利，實際上所有反教會的輿論界人士都支持法國大革命。可是，儘管大革命因得到這些知識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並授予傑出的外國同情者和那些據信是支持其原則的人法國榮譽公民的稱號，以表示敬意，但無論是貝多芬還是彭斯，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沒有太大的重要性。（獲此榮譽稱號的有：英國的普里斯特利、邊沁、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克拉克森〔Clarkson：反奴鼓動家〕、麥金托什［James Matosh］和威廉斯[David Williams]；德國的克洛普施托克、席勒、坎姆佩〔Campe〕和克羅茨〔Cloots〕；瑞士的裴斯泰洛齊；波蘭的柯斯丘什科 [Kosziusko]；義大利的戈拉尼［i］；尼德蘭的德保［elius de Pauw〕；美國的華盛頓[Washington]、漢密爾頓[Hamilton]、麥迪遜〔Madison〕、潘恩和巴羅［Joel Barlow〕。但這些人並不全是法國大革命的同情者。）
政治上重要的親雅各賓主義或親法國的情緒，主要存在於與法國毗鄰、社會條件類似，或經常有文化接觸的一些地區（低地國家、萊茵地區、瑞士和薩伏伊）、義大利，以及原因有些不同的愛爾蘭和波蘭。在英國，雅各賓主義如果不是與英國民族主義普遍的反法傾向相衝突的話，無疑將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在恐怖時期以後亦將如此。這種民族主義是輕蔑和仇視的混合物。吃牛肉長大的約翰牛對飢餓大陸人（在這一時期流行的漫畫中，所有法國人都像火柴棒般瘦小）的輕蔑，以及對英國世敵的仇視，無視法國是蘇格蘭的世代盟友（這或許與蘇格蘭的雅各賓主義，是一支強大得多的民眾力量不無關係）。英國的雅各賓主義最初是一種手工業者和工人階級的現象，至少在第一次普遍熱潮過去以後是如此，這是很獨特的。通訊協會（Corresponding Societies）可以聲稱是勞動階級的第一批政治組織。但它是在潘恩的《人權》（Rights ofMan）一書中找到特殊力量的代言人，並得到輝格黨利益集團的一些政治支持。輝格黨利益集團本身因其財富和社會地位而免遭迫害，並準備捍衛英國公民的自由傳統，以及與法國議和所得的好處。然而，英國雅各賓主義的實際弱點在下述事實上表現出來，即在戰爭的關鍵階段（1797年），於斯匹海德（Spithead）發生兵變的那支艦隊自己吵嚷說，只要他們的經濟要求得到滿足，他們便將出航迎擊法國人。
在伊比利亞半島、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德國的東部和中部、斯堪的納維亞、巴爾幹半島和俄國，親雅各賓主義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它吸引了一些熱情的年輕人，一些自稱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和少數人，如匈牙利的馬丁諾維奇（Ignatius Martinovics）和希臘的里加斯（Rhigas），他們在自己國家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歷史中，扮演了光榮的先驅者角色。但他們的觀點在中產和上層階級中缺乏廣泛的支持，更不用說孤立於愚昧頑固的農民之外，這樣的情形使雅各賓主義很容易受到鎮壓，甚至在他們冒險密謀的階段就被鎮壓了，如奧地利。強大而富有戰鬥性的西班牙自由傳統，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時間，才從人數極少的學生密謀圈，或1792－1795年的雅各賓密探中，冒出頭來。
法國之外的雅各賓主義多半在意識形態上直接訴求於受過教育的人和中產階級，因此，其政治力量便依賴於他們運用的效力或意志。於是在波蘭，法國大革命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波蘭人都希望從法國那裡尋求支持，以對抗普魯士人、俄國人和奧地利人的貪婪。普、俄、奧已經割據了該國的廣大地區，並且不久便將進行徹底的瓜分。法國也提供了一切深謀遠慮的波蘭人同意的那種深刻內部改革的典範，只有這樣的改革才能使他們的國家有能力抵禦其屠殺者。無怪乎 1791年的改革憲法，如此自覺而深刻地受到法國
大革命的影響。這也是第一部顯示了法國大革命影響的現代憲法。（由於波蘭實際上是貴族和鄉紳的共和國，其憲法只有在最表面的意義上才是「雅各賓式」的：貴族的統治不是被廢除，而是被加強了。）然而在波蘭，從事改革的貴族和鄉紳可以自由行事。在匈牙利，那裡特有的維也納和地方自治派之間的衝突，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