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一定是喪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則怎麼會對這場世界經歷過的最重要革命，對它正在進行的莊嚴方式，不表敬仰讚賞。凡有幸目睹這一偉大城市最近三天發展的同胞，一定不會認為我的話是誇張的。
——《晨郵報）1789年7月21日論巴士底獄的陷落
不久，開明國家將審判那些迄今統治著它們的人。國王們將被迫逃亡荒漠，與和他們相似的野獸為伍。而自然將恢複其權利。
——聖茹斯特《論法國憲法》，1793年4月24日在國民公會發表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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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19世紀的世界經濟主要是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話，那麼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則主要是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英國為世界的鐵路和工廠提供了範例，它提供的經濟爆炸物，破壞了非歐洲世界的傳統經濟和社會結構；而法國則引發了世界革命，並賦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這類事物成了實質上每個新生國家的象徵，而1789－1917年之間的歐洲（或實際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贊成或反對1789年原則，或甚至更富煽動性的1793年原則的鬥爭。法國為世界大部分地區提供了自由和激進民主政治的語彙和問題。法國為民族主義提供了第一個偉大的榜樣、觀念和語彙。迭國為多數國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組織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經由法國的影響，現代世界的思想觀念首次滲透進迄今曾抗拒歐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國大革命的傑作。（對英國和法國各自所造成的不同影響，不應過分誇大。這兩種革命的任何一個中心，都未將其影響局限於人類活動的任一特定領域，兩種革命是互為補充，而不是相互競爭的。可是，即使當兩者最清楚不過地匯聚在一起的時候[如像社會主義，它幾乎是同時在兩個國家發明和命名]，它們也是從不同的方向匯聚在一起。）
如我們所見，對歐洲的舊制度及其經濟體系來說，18世紀末期是一個危機時代，該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充滿了有時幾乎達到起義地步的政治鼓動和殖民地爭取自治的運動，這種運動有時甚至可使它們脫離宗主國，而且不僅發生在美國（1776－1783），還見諸愛爾蘭（1782－1784）、比利時和列日（1787－ 1790）、荷蘭（1783－1787）、日內瓦，甚至英格蘭（1779年，此點曾有爭議）。這一連串的政治騷動是那樣地引人注目，以致近來一些歷史學家形容這是一個「民主革命的時代」。法國大革命是惟一的一次民主革命，雖然程度最激進，影響也最為深遠。
認為舊制度的危機並非純粹是法國獨有的現象，這樣的看法頗有一些分量。正因為如此，或許有人會爭辯說，1917年的俄國革命（它在我們這個世紀佔有類似的重要地位）不過是這一連串類似運動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1917年前幾年的這類運動，最終葬送了古老的土耳其帝國和中華帝國。然而，這有點文不對題。法國大革命或許不是一個孤立現象，但它比其他同時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後果也要深遠得多。首先，它發生在歐洲勢力最強大、人口最多的國家（俄國除外）。在 1789年時，差不多每五個歐洲人中就有一個是法國人。其次，在它先後發生的所有革命中，惟有它是真正的群眾性社會革命，並且比任何一次類似的大劇變都要激進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國大革命而移居法國的美國革命家和英國「雅各賓黨人』（Jas），發現他們自己在法國都成了溫和派，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國和美國都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但在巴黎，他卻是吉倫特派（Girondins）最溫和的人物之一。廣義說來，像從前許多國家進行的革命一樣，美洲革命的結果僅僅是擺脫了英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制。法國大革命的結果則是巴爾扎克的時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Mme Du 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婦）的時代。
第三，在所有同時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軍隊開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實際上也發揮了相同作用。美國獨立革命一直是美國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捲入或被其捲入的國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迹。法國大革命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一個重要里程碑。其反響比美國獨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後導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義。其直接影響遠至孟加拉，該地的羅伊（Ram Mohan Roy）在法國大革命激勵下，創立了第一個印度人的改革運動，並成為現代印度民族主義的鼻祖（當他於1830年訪問英國時，堅持要搭乘法國船，以顯示他對其信仰的熱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教世界產生實際影響的第一次偉大思想運動」，這種影響幾乎是立即發生的。到19世紀中期，以前僅表示一個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土耳其辭彙「vatan」，在法國大革命影響下開始變成類似「patrie」（祖國）的意思；1800年以前， 「liberty」（自由）一詞最初是表示與「slavery」（奴隸身份）相反的法律術語，現在開始具有新的政治涵義。它的間接影響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它為日後的所有革命運動提供了榜樣，其教訓（根據需要隨意加以解釋的）融入了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中。（作者並未低估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無疑，它有助於激勵法國人，從狹義上說，它也為各拉美國家提供了憲法範例［它可與法國憲法相媲美，有時可作為其替代方案〕，並不時地激勵著激進的民主運動。）
因此，法國大革命是屬於它那個時代的那種革命，而並不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種。所以它的起源不應僅在歐洲的一般條件中去尋找，還應當在法國特有的形勢下去尋找。其獨特性或許在國際關係中做了最好的說明。在整個18世紀，法國都是英國的主要國際經濟競爭對手。它的外貿在1720－1780年間增至四倍，引起了英國的憂慮；它在某些地區（如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制度，比英國更具活力。然而法國不是英國那樣的強國，後者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資本主義擴張的利益來決定。法國是歐洲最強大、並在許多方面是舊貴族絕對君主制中最典型的國家。易言之，法國官方機構和舊制度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社會勢力之間的衝突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尖銳。
新興勢力很清楚他們想要什麼。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杜爾哥主張有效地開發土地，主張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主張對統一的國家領土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廢除阻礙發展國家資源的一切限制和社會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稅收。1774－1776年間，他作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試圖實行這樣的計畫，但可悲地失敗了，而這場失敗是極具代表性的。這類性質的改革，即使是最溫和的，也與絕對君主制不相容或不受其歡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強了自己的實力，就會像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他們就會在這時所謂的「開明君主」中被廣泛加以鼓吹。但在大多數「開明專制」的國家中，這樣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只在理論上時興一時；就是無法改變其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質；或者在地方貴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下歸於失敗，使國家淪為其從前狀態稍事整頓過的那種樣子。在法國，改革失敗得比其他國家更快，因為既得利益團體的抵制更加有效。但這一失敗的結果對君主制度更具災難性，因為資產階級變革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他們不會無所作為。他們只是把自己的希望從開明君主身上轉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不過，這樣的概括還是無法使我們理解，為什麼這場革命會發生在這個時候，以及為什麼它會走上那條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為如此，研究一下所謂「封建反動」是非常有益的，因為它實際上提供了引爆法國火藥庫的火花。
在2300 萬的法國人中，約40萬人組成的貴族無疑是這個國家的「第一階級」，儘管它並非像普魯士或其他國家那樣，絕對不受較低階級的挑戰，但仍然相當穩固。他們享有很大的特權，其中包括一些賦稅的豁免權（但豁免數量不如組織更加嚴密的僧侶階級那麼多），以及收取封建稅捐的權利。在政治上，他們的地位不那麼顯要。絕對君主制儘管在其性質上仍是貴族的甚至封建性質的，但它儘可能剝奪了貴族的政治獨立和職責，並削減了他們舊有的代表機構——三級會議（States－ General）和最高法院。這一事實持續在高級貴族和長袍貴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長袍貴族是後來國王們因各種目的，主要是出於財政和行政目的而冊封的，一個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產階級，只要能通過殘存的法院和三級會議，就能表達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雙重不滿。貴族在經濟上的憂慮絕非無關緊要。他們生來就是，並且按傳統一直是鬥士而不是掙錢的人，貴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經商或從事專門職業。他們依靠其地產收人，或者如果他們屬於享有優惠的少數大貴族和宮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