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它們如何運作，不論它們的原因和結果如何，這些機械價值無限，它們都歸功於這位具有獨創精神的有用天才，不論他走到哪裡，人們都將想起他的功績……遊手好閒、懶惰、愚蠢的冷漠、漫不經心的粗枝大葉，處處使得人們束縛起來，步祖先的後塵，沒有思想，缺乏研究，也沒有雄心。如能擺脫這一切，你一定能積德。從布林德利（Brindley：英工程師）、瓦特、普里斯特利、哈里森（Harrison：英鐘錶師，發明鐘的補償擺）、阿克賴特（Arkwright：英發明家）這些人的工作中，在他們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上，湧現了源源不斷的思想，產生了多麼努力的精神、多麼巨大的創造力量……對於參觀過瓦特蒸汽機的人而言，還有什麼樣的人生追求是他無法激起的？
——亞瑟·揚《英格蘭威爾斯遊記》
從這污穢的陰溝里泛出了人類最偉大的工業溪流，肥沃了整個世界；從這骯髒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純正的金子。人性在這裡獲得了最為充分的發展，也達到了最為野蠻的狀態；文明在這兒創造了奇蹟，而文明人在這兒卻幾乎變成了野蠻人。
——1835年托克維爾論曼徹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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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從工業革命，也就是說，從英國談起。乍看之下，工業革命的起點令人捉摸不定。在1830年以前，人們肯定不曾明確無誤地感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至少在英國以外的地區是如此。大約在1840年前後，它的影響可能也不太明顯，一直要到我們所論述的這段歷史的較晚時期，人們才實實在在感受到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影響。文藝作品要到19世紀30年代才開始明顯地夢魂索繞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那是一個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該詞來自於卡萊爾［Carlyle〕）以外，所有的社會束縛都已打破的世界。巴爾扎克（Balzac）的《人間喜劇》（edie Humaine），這部資本主義興起時期最為傑出的文學代表作，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大約到1840年，官方和非官方關於工業革命社會影響的作品才開始如溪流般湧現出來，在英國，有大量的藍皮書和調查統計資料，如維勒梅（Villerme）的《工人物質和精神狀況之概述》（Tableau del』etat Physique Moral des Ouviers），恩格斯（Engels）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dition of the W Class in England）；在比利時有迪克珀蒂奧（Ducpetiaux）的作品；從德國到西班牙和美國，到處都有憤世嫉俗的批評家評論。無產階級這個工業革命的產兒和當時熱衷於社會運動的共產主義——《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個幽靈——也在19世紀40年代開始遊盪於歐洲大陸。工業革命一詞是英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 ——他們本身也是前無古人的一群——在19世紀20年代發明的，可能是從與法國那場政治革命的類比中引伸而來。工業革命這個名稱反映了它對歐洲大陸影響的相對落後。在英國，在工業革命一詞發明之前，工業革命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我們之所以要先研究工業革命，其原因有二：第一，因為工業革命事實上「爆發」（broke out）——我們用一個有待探究的措詞——在巴士底獄被攻陷之前；第二，因為沒有工業革命，就無法理解本書所論時期較為突出的歷史人事巨變；沒有工業革命也無由理解其節奏不平衡的複雜性。
「工業革命爆發」這一用語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在18世紀80年代的某個時候，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擺脫了束縛它的桎梏，在人類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從此以後，生產力得以持久迅速地發展，並臻於人員、商品和服務皆可無限增長的境地，套用經濟學家的行話來說，就是從「起飛進入自我成長」。在以往，還沒有任何社會能夠突破前工業化時期的社會結構、不發達的科學技術，以及由此而來的周期性破壞、饑饉和死亡強加於生產的最高限制。當然，「起飛」並不像地震或隕石這類自然現象，是在突然之間侵襲這個非技術支配的世界。有的史學家因興趣所致，把工業革命的前史追溯到西元1000年左右，有些甚至更早。早先投入這一領域的人，笨拙得像小鴨子，想一步躍上天，他們一味在「工業革命」的名字上大做文章，把工業革命的起飛定在13世紀、16世紀、17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從18世紀中葉起，起飛的加速過程已清晰可見，以致一些老資格的歷史學家往往把工業革命開始的時間定在1760年。但是，經過深入詳細的研究，大多數專家傾向於挑出 18世紀80年代，而不是18世紀60年代作為工業革命的關鍵時期。就我們所知，只有到那個時期，所有相關的統計指數才都突然快速地、幾乎直線式地上升，這才是「起飛」的標誌，工業經濟彷彿從天而降。
把這一過程稱為工業革命，既合乎邏輯，又與業已形成的傳統相一致，雖然在保守的歷史學家中間——可能是由於在具有煽動性的概念面前有些羞羞答答——曾經有過一種時尚，否認工業革命的存在，而代之以諸如「加速演進」這類陳詞濫調。如果發生在18世紀80年代前後那次本質上的、基礎性的突然變化不是一場革命，那麼，革命這個詞就不具常識意義。工業革命的確不是一段有始有終的插曲。要問工業革命「完成」於何時，那毫無意義，因為就其本質而言，從此以後，革命性的變化已成為常態。這一變化仍在繼續進行，我們最多只能問，經濟上的轉變發展到什麼時候才足以建立真正的工業化經濟，廣義地說，什麼時候才能夠在既有的技術條件下生產它想生產的一切東西，用專業術語來說，什麼時候才能成為一個「成熟的工業經濟」。在英國，因而也就是在這個世界上，工業化的初始階段可能與本書所述時期幾乎完全一致，因為，如果工業革命的「起飛」是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那麼，或許可以說它結束於19世紀40年代英國鐵路的修建和大規模的重工業建設。但是，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飛時期」，或許能夠儘可能精確地確定在從1780－1800年這20年中的某個時候：與法國大革命同時代，而又稍稍早於法國大革命。
不論怎麼估計，工業革命無論如何都可能是自農業和城市發明以來，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由英國發端，這顯然不是偶然的。倘若18世紀有一場發動工業革命的競賽，那麼，真正參加賽跑的國家只有一個。在歐洲，從葡萄牙到俄國，每個開明專制國家的工業和商業都有長足的進步，這種進步都是由每個開明王國中那群明智且經濟概念並不幼稚的大臣和文職官員所推動的，他們每一個人至少都像當今的統治者那樣關心「經濟成長」。有一些小國和地區的工業化確實給人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比如薩克森和列日（Liege）的主教轄區，儘管它們的工業實力太小、太具地方性，還不能像英國那樣產生世界性的革命影響。不過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到，即使在革命發生以前，英國在每人平均的生產量和貿易額方面已經遠遠地走在它主要的潛在競爭對手之前，即使在總產量和貿易總額上彼此還相差無幾。
不論英國領先的原因是什麼，它在科技方面並不佔優勢。在自然科學方面，法國幾乎肯定走在英國之前。法國大革命相當大程度地加強了這種優勢，至少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是如此。因為，在法國，科學受到革命的鼓勵，而在英國，反動派則懷疑科學。甚至在社會科學方面，英國人距離使經濟學成為——並且基本保持為——盎格魯-撒克遜人顯學的優勢還遠得很呢。不過在此時，工業革命的確使它們置身於毫無疑問的首要地位，18世紀80年代的經濟學家不僅喜歡讀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或許比較有益——喜歡研究法國重農學派和國民所得會計學派，魁奈（Quesnay）、杜爾哥（Turgot）、尼摩爾公爵（Dupont de Nemours）、拉瓦錫（Lavoisier），或許還能讀到一兩位義大利人的著作。法國有著比較獨到的發明，例如1804年的雅凱（Jacquard）紡織機，這架機器的裝置要比任何一架英國設計的機器複雜。法國也製造了較好的船隻。日耳曼人擁有像普魯士礦業學校（Bergakademie）那樣的技術培訓機構，在英國就沒有類似的機構。法國大革命創造了獨一無二、給人深刻印象的巴黎綜合工科學校（Ecole Polyteique）。相較之下，英國的教育如同兒戲，儘管它的不足之處多少因要求嚴格的鄉村學校，以及具有嚴謹、激情和民主氣息、信奉加爾文教派（Calvinist）的蘇格蘭大學所抵消。這些學校把一大批才華出眾、勤奮刻苦、追求事業、具有理性精神的年輕人，源源不斷地送往南方，這些年輕人包括瓦特、特爾福德（Thomas Telford：英工程師）、麥克亞當（Loudon McAdam：蘇格蘭發明家）、穆勒（James Mill）等人。牛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