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科學家的教育
布賴恩·阿瑟操著貝爾法斯特人特有的柔軟的升調說，在貝爾法斯特，當你做為一個天主教徒長大以後，一種叛逆的精神自然而然地在你的性格中形成了。這並不是因為他確切地感到過被壓迫。他父親是個銀行經理，他的家庭是個地道的中產階級家庭。他親身被捲入的唯一的一起宗派事件發生在一個下午，當他穿著教會學校的校服往家走的時候，一夥信基督教的男孩子向他扔磚頭和石塊。有一塊磚頭擊中了他的前額。（當時前額上的血流進了他的雙眼，擋住了他的視線——但他狠狠把那塊磚頭扔了回去。）可他並不認為基督教徒真的就是魔鬼。他的母親就曾經是基督教徒，與他父親結婚後改信天主教。他也從來沒感到自己特別具有政治色彩。他的興趣更傾向于思想和哲學。
然而，叛逆的精神卻仍然像是從空氣中滲入了他的性格。「愛爾蘭文化並不教你去領導，而是教你暗中破壞。」他說。看看愛爾蘭人都崇拜些什麼人：沃爾夫·托恩、羅伯特·埃米特、丹尼爾·奧康納爾、佩德雷克·珀斯。「所有的愛爾蘭英雄都是革命者。而最高形式的英雄主義是領導一個絕無希望取得勝利的革命，然後在你被絞死的前夜，在審判席上發表你一生中最偉大的演說。」
「在愛爾蘭，服從權威的號召從來就不起作用。」
他說，正是愛爾蘭人的反叛特色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使他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貝爾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具有極為輕蔑知識分子的傾向。所以嘛，他自己當然就偏要成為一個知識分子。事實上，他記得早在四歲時，在他遠不知道何為科學家之前，就想當一個「科學家」了。只因為當一個科學家的想法有著妙不可言的誘惑力和神秘感。但是，如果年輕的布賴恩僅僅只有這樣的想法，而沒有這樣的決心，也是當不成科學家的。他在學校讀書時，從一開始學工程、物理和嚴格的數學起就投入了進去。1966年，他在貝爾法斯特的皇后大學（Queen』s Uy in Belfast）獲得了機電工程專業的頭等獎。他母親說：「啊，我想你最終會在哪兒當個小教授的。」其實他母親很為他感到驕傲。在這個家族裡她這一輩的人當中還沒有人讀到過大學呢。
1966 年，這同樣的決心又引他跨過了愛爾蘭海峽，來到了英格蘭的蘭卡斯特大學（the Uy of Lancaster），開始攻讀運籌學（operations research）這門數學性非常強的研究生課程——這門工科課程基本上是一套計算技巧，計算如何讓一個工廠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或計算如何保持對一架遭到意外打擊的戰鬥機的控制。「那時，英國的工業狀況很糟糕。我想，也許我們能用科學重組工業，解決眼下的問題。」阿瑟說。
1967 年，當他發現蘭卡斯特大學的教授們全都愚蠢、墮落到令他難以忍受——「有一個愛爾蘭人來我們系不錯嘛，這給我們增加了點兒色彩。」阿瑟儘力模仿著乏味而勢利眼的英國人的腔調說——他離開了那兒，去了美國安·阿泊的密執安大學。阿瑟說：「我一踏足美國就感到像回到了家。那是六十年代，那兒的人很開放，文化也很開放，美國的科學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美國，好像一切都是可能的。」
但不幸的是，在安·阿泊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就是，那個地方不直接通向阿瑟喜愛的山和海。所以從1969年秋季開始，阿瑟轉學到柏克萊做博士學位。為了獲取支撐他讀完學業的錢，他在轉入柏克萊之前的夏天，向世界上最優秀的一家管理諮詢公司之一，麥肯錫公司（Msey）申請了一份暑期工作。
他的運氣好得不可思議。阿瑟直到後來才意識到他有多麼幸運。人們你爭我搶地想受雇於麥肯錫公司，而公司卻看中了他的運籌學背景和他懂德語。他們需要派人到杜塞爾道夫分公司去工作，問他是否有興趣。
他有興趣嗎？這是阿瑟一生的黃金機遇。他上一次去德國時，乾的是一份每小時七十五美分的暑期藍領工作，這次他又到了德國，才二十三歲，去指教巴斯夫（BASF）的董事會成員們如何解決石油部門和煤氣部門的問題，或如何經營價值幾億美元的化肥公司。「我從中得知，最上層的管理其實就像最下層的管理一樣簡單。」他笑著說。
但麥肯錫不僅僅只是為他個人鍍了一層金。麥肯錫基本上是個出售當代美國管理技術的公司（這個概念在1969年聽起來並不像十五年後聽起來那麼奇怪）。阿瑟說：「當時歐洲公司的特點是，每個大公司都擁有上百個下屬分支。他們甚至搞不清自己都擁有些什麼。」阿瑟發現自己非常有興趣深入到這一類混亂無序的問題之中去，獲取形成這些問題的第一手資料。「麥肯錫確實是世界一流的。他們並不是在兜售理論，也不是在兜售什麼時髦的玩藝兒。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完全捲入到錯綜複雜的情況中，就生活於其中，切身地感受它。麥肯錫派出的班子通常會在一家公司一呆就是五六個月，甚至更長時間，研究一系列極其複雜的情況和相互間的關係，直到把其中的模式摸得一清二楚為止。然後我們所有的人就都圍坐到辦公桌邊，有人就會說：『這事肯定會是這樣的，因為什麼什麼原因。』另一個人就會說：『如果這事是這樣的，那麼那件事的結果肯定會是那樣的。』然後我們就走出辦公室去核對。也許一個地方分支的總經理會說：『嗯，你們基本上是對的，但你們遺漏了這一點或那一點。』所以我們又要花費好幾個月的時間一次次地澄清問題，直到完全搞清楚為止。解決問題的答案便在這個過程中自然產生了。」
沒過多久阿瑟就認識到，當他面對複雜的真實世界時，他在學校里花費了那麼多時間掌握的漂亮的方程式和花哨的數學僅僅是工具——而且是很有限的工具。最重要的是一個人的洞察力，看到事物之間相互聯繫的能力。不無諷刺的是，正是這種認識把他引向了經濟學。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形。那是在他就要離開麥肯錫去柏克萊之前。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美國老闆喬治·陶切開車行駛在德國西部的魯爾河谷，那是德國的工業中心。在行車途中，陶切開始談起他們經手過的每個公司的歷史——哪個公司把什麼東西擁有了一百年，整件事是如何有機地、歷史地發展起
來的。這對阿瑟來講是一次新的發現。「我突然意識到，這就是經濟學。」如果他想了解這個如此強烈地吸引著他的混亂無序的世界，如果他想真正改變人們的生活，那他就必須去學經濟學。
所以，阿瑟在那個夏天以後，帶著高漲的求知慾，奔赴柏克萊。在對經濟學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他宣稱經濟學正是他所想學的。
其實，他並不想這麼晚了再來重新改換門庭。在密執安大學，他已經修完了大部分運籌學的博士課程，剩下的只是完成博士論文了。每個博士候選人都得完成具有自己獨創性研究的大部頭博士論文，以證明他或她已經掌握了這門技巧。但阿瑟還有充分的時間來寫論文：加州大學堅持他必須在柏克萊住滿三年，以符合讀博士學位的年限要求。所以阿瑟被允許用他的富裕時間選修所有他能夠上的經濟學課程。
於是他就這麼做了。「但麥肯錫的經歷卻使我對經濟學大為失望。在這裡，完全沒有在魯爾河谷時那樣強烈地吸引了我的歷史感。」他說。在柏克萊的教室里，經濟學就像是純數學的一個分支。作為經濟學基礎理論而著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已經把這個多姿多彩而又錯綜複雜的世界簡化成了用幾頁紙就能寫盡的一系列狹隘、抽象的法則。所有的教科書都充滿了數學等式。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家們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學術生涯獻給對一個個定理的證明，而不顧這些定理和現實世界是否有任何關係。阿瑟說：「經濟學如此重視數學使我感到非常吃驚。對我這個來自應用數學領域的人來說，定理是一個永久不變的數學真理的聲明——而不是用許多公式來包裝打扮對瑣事的觀察結果。」
他無法不感到經濟學理論過於簡化了。不，他反對的並不是數學的嚴謹。他喜歡數學。在費時數年來學習電機工程和運籌學之後，他的數學功底要比他的大多數經濟學同窗強得多。不，困擾他的是經濟學的不可理喻的非現實性。計量經濟學家們如此成功地把他們的學科轉變成了假扮的物理學，在他們的理論中，人類所有的弱點和激情都被濾去了。他們的理論把具有動物本能的人描繪成了像粒子那樣的東西：「經濟人」，像神一樣的存在物。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維永遠是完美無缺的，永遠是冷靜地追求可以預測的自我利益。就像一個物理學家可以預測一個粒子對任何一組特定的力會作出何種反應那樣，經濟學家也可以預測經濟人會對什麼樣的特定經濟形勢作出何種反應：他（或它）會正好把自己的「實用功能」發揮到極致。
同樣，新古典經濟學把經濟狀況描繪成永遠處於完美的均衡之中，供總是正好等於求，股票市場永遠不被瘋癲和狂瀉所覆沒，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會強大到能夠壟斷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