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一個步履蹣跚的古稀老人，西藏從遠古的雪山叢中向十八軍走來。
帶著一種距離，一種陌生，一種隔膜。
關於西藏的資料少得可憐。
在成都，張國華見了書店就進，凡是有關的書都不放過，但此類書寥寥無幾。只有清代的線裝書《衛藏通志》，成書於乾隆年間；還有日本人黑澤一郎主編的《西藏通覽》；民國時期獨身赴藏為恢複中央政府與舊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聯繫立下大功的傳奇女子劉曼卿所著的《康藏軺征》，洪滌塵寫的《西藏史地大綱》等等。這些書已經發黃，且落滿厚厚的灰塵。
從二野作戰處趕來任第二參謀長的李覺，帶來一張舊地圖，成了十八軍的寶貝。地圖是從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一個爛包里找出來的。這是趙爾豐留下的，畫著他的幾條進藏路線圖，像蠕動著的黑毛毛蟲一樣，很簡單。「窮八站，富八站，不窮不富又八站」，這句話就是從這張地圖上來的，就是說，舊時從昌都到拉薩共有24個馬站。一個馬站基本上騎馬要走一天。這張地圖的比例為50萬比1，非常簡單、粗糙，連一條準確的道路都沒有。標識出的山脈河流和居民村寨更極為少見，地名很不精確。
如何讓這張地圖上的山川大地豐滿起來，有血有肉起來？
必須有一個鮮活的「靈魂」！
作為戰略家，毛澤東是個大手筆。但自下令西南進藏以來，他多次發電寫信，就進軍西藏的每一個細節作出具體指示。西藏特殊的地理、歷史、政治條件使毛澤東格外慎審、縝密。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軍區確定了「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的方針。
按照這一方針，政策的制定將是關係到整個解放西藏偉大進程成敗的「靈魂」。十八軍政策研究室應運而生，並立即著手對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情況，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進行調研。
1950年初，研究室在成都市東勝街的一座樓房裡正式成立。主任為十八軍副政委王其梅。研究室人員既有研究西藏問題的專家學者，如李安宅、於式玉、謝國安、劉立千等，又有十八軍的「秀才」陳競波、夏仲遠、徐達文、趙卓如等人。一時間群賢畢至。李安宅曾在哈佛、劍橋等西方著名大學任教，精通英、法、印地等多種語言。回國後曾在甘南藏區實地考察三年，1944～1945年又在西康一帶考察，對藏區的情況非常了解。其夫人於式玉是陳雲的親戚，也是著名的藏學家。他們和謝國安關係甚密。謝國安曾在西藏的寺廟中當過喇嘛，精通藏文。
十八軍對這些老前輩十分尊重。每月除了吃住，還給每個專家發30個大洋的工資。每次開會，都要用當時最高級的吉普車接送他們。對於他們的建議，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和十八軍的首長們也非常重視。
士為知己者死。為了把西藏的詳細情況整理出來，專家們使出渾身解數。傅師仲先生耳後生瘡，疼得連覺也睡不好，但仍堅持工作；已是66歲高齡的李安宅先生，正在參加成都市各界代表大會，白天開一天會就很累了，但晚上回來仍工作到深夜，編譯資料，甚至還親自動手寫石版原紙。傅湘先生和劉立千先生負責編譯課本，字斟句酌，日夜推敲。
李安宅和於式玉為了說明宗教在藏族中的影響，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在解放軍和平解放西康以前，這裡為國民黨劉文輝的二十四軍佔據，劉文輝與劉湘爭奪川省大權，兵敗進入西康，軍力元氣大傷，已經受不住多少打擊，西康地區民風強悍，地方勢力擁有重兵。已弱不禁風的劉文輝要想在西康立住腳可謂困難重重。高參們出謀劃策，劉文輝在康定駐紮以後，先在自己家樓上設佛堂，供奉佛像，請藏傳佛教喇嘛念經，並身穿袈裟，手纏佛珠，去寺院中朝香拜佛，廣施供養。他還下令部隊不得干擾寺院的宗教秩序，不得侵犯寺院利益。沒過多久，他得到一個「信佛將軍」的外號，獲得了西康民族宗教上層的好感，站穩了腳根，在四川重新有了一塊自己的領地。
謝國安也常常給大家講課，他說，西藏是封建農奴制社會，等級森嚴。領主頭人既是壓迫者，又是農奴的代言人。老百姓見了他們要低頭彎腰，把舌頭伸出來，不停地說「啦索啦索」。即是統治者內部也分三六九等。小官見了百姓趾高氣揚，說話聲很大。可他的話還沒說完，後面來了個更大的官，小官的聲音一下子低下來，趕快作低頭吐舌狀。
種種信息，啟迪著西南局和十八軍的思路。在專家的努力下，西藏的輪廓漸漸清晰。第一，因獨特的高原形態，造成西藏的封閉落後，與世隔絕；第二，西藏是一個藏族聚居區；第三，西藏宗教勢力強大，幾乎是全民信教；第四，其社會形態仍然為封建農奴制；第五，這裡以前從來沒有共產黨的活動，人民沒有經過民主革命洗禮。
針對這種情況，專家們用一個多月時間，寫出了一系列有關進軍西藏的參考文章，如《西藏各界層對我們進軍態度之分析》、《對西藏各種政策的初步意見》、《英美帝國主義干涉西藏問題之趨向和我之對策》、《藏人的風俗和禁忌》以及《清朝對西藏用兵的研究》等等。
接著，十八軍政策研究室寫出了《進軍康藏應該注意和準備的事項》、《進軍守則》等，約束到了進藏人員的每一個具體行為，連吃飯、住宿、打柴、拉屎、撒尿都有規定。《進軍守則》共四個方面，34條，包括「關於部隊管理方面」，「關於組織紀律方面」，「關於風俗習慣方面」，「關於政策方面」，規定「在新區如必須解決某些供給困難時，要有組織地按當地物價採購，連以下單位和零星人員不得亂買，不得強購」，「在康藏地區一律以銀元和藏幣為主要通貨，嚴禁使用人民幣」。「在康藏地區只准按照工委所規定的內容進行宣傳，不得宣傳土地改革，不得宣傳階級鬥爭」。「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及一切宗教設施，不得因好奇而亂動，更不得在群眾中宣傳反迷信，或對宗教不滿的言論」。「未經同意不得住寺廟不住經堂」。「戰時嚴禁借住或參觀喇嘛寺廟，平時如欲參觀，必須先行接洽，在參觀時不得隨意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不得在寺廟附近捕魚、打獵、打鹰鵰、宰殺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遊逛，更不得隨意打槍」。
牽涉到有關習俗，守則規定：「藏人送禮可收其一：哈達或其他輕禮物，並應回敬哈達，及其他適當的禮物。」「藏人禮節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們可以點頭答禮，不得以好奇而嘲笑。」
這些規定在藏族老百姓心目中塑造了「新漢人」，「菩薩兵」的新形象。後來，這些年事已高的專家們，堅決隨部隊進藏。他們把家屬孩子安置好，剩下的東西用背袋一裝背在身上，哈哈大笑著說，真的是風雪千里西藏去，萬貫家財一袋裝。
大山隆起，江河流淌。在鄧小平的腦海中，西藏的輪廓越來越清晰。他深知，毛澤東的一貫作風是先調查研究，準確地摸清情況，然後再下結論，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處理西藏問題達到了完滿的境地，真正作到了把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高度結合，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西藏具體實踐高度結合，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
這個「西藏實際」是從哪裡來的？
它既有毛澤東本人的調查研究，也有西南局和十八軍的正確建議。
鄧小平把十八軍搜集到的情況進行歸納分析，寫了一份內容詳盡的調查報告，呈報給毛澤東。
這個調查報告共分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了西藏的地理、社會、軍事等諸多情況，並詳述了從西康、青海、雲南、新疆進軍的道路情況。在介紹西藏概況時，調查報告說，藏民族分布的地區，傳統上分為五部分：1阿里：西藏西北角一部分，以噶大克為中心。2藏：即普通所稱之後藏，以日喀則為中心。3衛：即普通稱之前藏，以拉薩為中心。4康：即西康省金沙江以西地區。5安多：包括青海西南部，四川松、潘、理、孜等。
據統計，藏區人口除西藏外其餘分布在西康金沙江以西一帶，雲南西北麗江一帶，四川松、潘、理、孜一帶：青海西南玉樹一帶等地！實可稱之地廣人稀，生活資料不足，限制人口增長，以及喇嘛人數眾多對人口繁殖均有直接影響。西藏人口分布以東南、雅魯藏布江流域為農牧區，農產品僅能自給，余皆游牧區，糧食極缺。
在談了西藏地形、入藏路線、西藏軍備情況後，調查報告談了西藏舊社會情況。藏族民眾都信仰佛教，因為西藏為「政教合一」的僧俗貴族聯合專政的封建農奴制度，所以喇嘛享有很高的聲譽。每個寺院都有封地和莊園，成為一個個寺院經濟集團，僅拉薩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就佔有莊園321個，有土地147萬餘克，牧場26個，牲畜11萬頭，農牧奴4萬餘人。寺院佔有莊園分為兩類，一類是寺院的公產，其租稅收入為寺院的經費；一類是活佛和上層喇嘛的私產，有的大活佛的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