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南方局派鄭伯克任中共雲南省工委書記。根據中共中央「對於國內各階級相互關係的基本政策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的基本方針，把爭取地方實力派作為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努力擴大反蔣愛國民主統一戰線。
當時的雲南，蔣介石政府和地方的矛盾十分突出，市面上流行的有中央銀行的法幣，還有富滇新銀行的滇票；有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等中央系銀行，還有富滇，興文、勸業、鏞業、益華等地方系銀行；軍事上有中央5個軍駐防，還有地方兩個軍和保安團；在昆明市街道巡邏的有中央憲兵13團，還有地方滇黔綏靖公署的憲兵隊(即所謂中央憲兵和雲南憲兵)；黨政方面，有國民黨中央屬黨、團系統，還有地方政府系統。總之，從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系統，互相勾心鬥角。盧漢上台後，政治上採取擁蔣保己的態度，一方面追隨蔣介石鎮壓雲南人民革命運動；另一方面，積極增強自己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實力，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蔣、盧之間繼續存在著矛盾，進行著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利用蔣、盧矛盾，實行區別對待，對以盧漢為首的地方實力派，採取又鬥爭又爭取，以爭取為主的方針。在「一二一」運動中，按照黨的政策是集中一切力量，打擊蔣介石中央嫡系李宗黃、關麟征，邱清泉；爭取盧漢在一定條件下，保持中立，求得互相妥協和讓步。經過鬥爭，在蔣介石被迫電告盧漢「忍讓為懷，謹慎處理」之後，在由盧漢接受學生所提條件下停靈複課，取得「一二一」運動的重大勝利。
1946年的李、聞慘案，國民黨昆明警備司令部霍揆彰造謠說，暗殺李、聞系雲南地方勢力，同時將龍雲的副官處長楊竹庵抓捕，逼楊竹庵承認暗殺李、聞系盧漢指使，要楊竹庵交出兇手和中共地下黨及進步人士名單，隨即在昆明逮捕了所謂嫌疑人近百人，查封了40種進步報刊，以實現其破壞中共雲南地下黨、打擊民主進步人士、清除地方勢力的目的。中共雲南省工委針鋒相對，發動群眾揭露敵人的陰謀，有力地支持和爭取了雲南地方實力派。7月21日，雲南地下黨組織昆明學聯在街頭散發傳單，揭露特務頭子唐縱在昆明抓捕龍雲副官楊竹庵的陰謀。國民黨反動派玩弄的種種陰謀破產後，霍揆彰又導演了「公審」罪犯的醜劇，槍斃了兩名小特務作替罪羊。
隨著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形勢的發展，在城市民主運動日益高漲和雲南人民武裝鬥爭蓬勃發展的形勢下，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鼓舞下，雲南地方實力派經過地下黨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幾經反覆，盧漢才終於由「擁蔣保己」的政治態度，逐步轉變到「聯共反蔣保己」的軌道上來，最後實現了昆明起義。
盧漢上台後，省工委派歐根、張子齋與張沖聯繫，讓他們爭取盧漢參加反蔣運動。護國元老白小松，在地方上層人士中有較高的威望，省工委派嚴達夫向他介紹解放區的情況，送進步書籍給他看，並通過省參議員唐用九(共產黨員)的影響，使他充滿愛國熱忱，對蔣介石的反動政策不滿，對青年學生的民主運動同情。在1948年的「反美抗日」運動中，他挺身而出，聯絡蘇鴻綱、徐嘉瑞等發起簽名，爭取一批社會知名人士上書盧漢，聲援學生。
1948年冬，省工委決定由郭佩珊、李劍秋、吳邦彥3人組成統戰小組，郭佩珊為組長。郭佩珊直接聯繫新聞界黨小組，這個黨小組聯繫《人民日報》、《正義報》、《觀察報》、《大觀報》等地方報紙的共產黨員和外圍組織，宣傳黨的政策。這些報紙有時全文刊發黨中央毛澤東的聲明、新華社電訊，傳播解放戰爭的勝利消息等。李劍秋聯繫費炳、劉革非、張執中在地方軍政人員中開展工作。吳邦彥聯繫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在昆明的成員中開展工作。
1948年8月，省工委為了在昆明的軍、警、憲、特中開展工作，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新民主主義警察同盟」和「雲南正義救國同盟」，對敵人營壘進行分化、瓦解、爭取工作。領導和團結願意靠攏人民的人員，利用合法鬥爭孤立和打擊反動頑固分子。
1948年省工委決定由楊青田、唐用九、馬曜三人組成統戰小組，由省工委書記鄭伯克直接聯繫。在省參議會內，開展了以維護雲南地方人民利益的主張，團結參議員中的進步人士，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動擁蔣分子。1946年4月1日，雲南省第一屆參議會正式成立工作。1946年夏，根據舊政協推行地方自治的精神，由楊青田、唐用九、馬曜、甘舜、張天如、孫天霖、劉淑清等人組織發起「雲南地方自治促進會」，得到地方勢力嚴鑒、李星槎、李奐若、徐亞雄等大批參議員的支持。「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滇人治滇」的想法，因此得到大批參議員的支持和參加。從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開始，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黨組織通過擴大團結地方勢力，爭取以盧漢為首的地方實力派，積極開展「反三征」(徵兵、征糧、徵稅)，支持以學生運動為主要內容的反內戰、反獨裁的鬥爭。
積極聲援以學生運動為中心的愛國民主運動。針對國民黨軍警任意逮捕鎮壓昆明學生運動的罪行，1946年5月，在省參議會駐委會上，馬曜等先後提出：「請減少駐軍，以減輕人民負擔及駐滇軍隊不得直接拘捕人，任意檢查人、以維護人權」等提案，由於進步勢力積極支持，參議員提出的維護雲南地方權益，反對駐軍(指警備司令部)任意捕人的提案得到了一部分參議員的支持。在李、聞事件中，省參議會駐委會緊急召開會議，參議員孫天霖、甘舜在會上發言：要求將兇手「緝拿法辦」以明真相，並予肇事區直接負擔治安責任者以懲辦」，矛頭直指霍揆彰：省參議會重申：國民黨駐滇軍隊不得任意捕人和搜查居民，經過各方面的鬥爭，最後蔣介石被迫宣布霍揆彰撤職，由何紹周繼任雲南警備總司令，盧漢兼保安司令，並將4個保安總隊改編為4個保安團，9月又擴充為6個團，歸保安司令部指揮：自1946年7月何紹周任警備總司令以來，依仗他是何應欽的侄子，飛揚拔扈。盧漢為了增強自己的政治、軍事實力，而他卻處處受到何紹周的監視和掣肘。省參議會通過盧漢副官提供的情況，向國民黨中央控告，揭露昆明警備總司令何紹周盜賣槍支、走私販毒的罪行，迫使蔣介石於1949年2月撤銷了雲南警備司令部，調走何紹周，進一步擴大了反蔣愛國統一戰線。
由於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省參議會與省政府相互配合，不斷抵制了國民黨中央對雲南的控制，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終於促使盧漢為首的地方實力派由「擁蔣保已」逐步轉向「聯共反蔣」的道路。
1949年，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妄圖以雲南作為「反共復興基地」，蔣介石把胡宗南部，李彌第8軍調駐雲南，中央89軍劉伯龍部也竄到滇東曲靖一帶。為了搶佔雲南，桂系軍閥頭目白崇禧設立滇黔桂邊區綏靖公署，派其親信張淦為主任，派桂軍303師進駐百色，準備入滇。
1949年6月初，白崇禧以華中軍政長官的名義在滇桂黔邊區設綏靖公署，其副長官李品仙電雲南省政府稱：「已派陸軍303師進駐百色，並準備人滇協助剿匪」，盧漢複電拒絕，李品仙不予理睬，303師已有兩個團進入雲南富寧縣，並向廣南移動。1949年6月8日，馬曜、劉淑清等21人在駐委會上緊急動議，經討論一致認為：「(1)雲南並沒有匪，而是迫於拉丁征糧引起和剿匪剿出來的民變，還能再剿嗎？(2)白崇禧想保存實力，將戰火引向雲南是個陰謀；(3)華中長官轄區不包括雲南，西南各省已設有綏署，不必鄰省代庖？當即決定先電告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請制止桂軍入滇」，聲稱如得不到圓滿答覆，「滇民為爭取生存，只好通電全省各縣堅壁清野，團結抗禦」。
1949年2月13日，圍繞反對蔣介石把雲南作為反共基地，省參議會駐委會一致通過咨請省政府停止新聞檢查，盧漢最後同意：當時，除在昆的《中央日報》外，其餘各報競相刊登有關中共中央的真實消息。
1949年7月6日，省參議會駐委會迫使國民黨中央駐雲南軍隊的軍餉用黃金兌換半開(滇鑄銀元)發放；抗議將五十三兵工廠遷往台灣等。通過以上鬥爭，把國民黨反動派偽裝「還政於民」的所謂「民意機關」逐步變成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爭取民宅的民意機構，變成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工具。
滇軍是雲南地方實力派維持統治的支柱，它以雲南講武堂訓練的軍人為骨幹，舉行過辛亥雲南重九起義，發動過討袁護國戰爭，為革命立過功勛。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雲南省臨委曾派遣一批黨員到滇軍開展政治工作，推進國民革命。抗戰爆發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推動下，雲南地下黨又先後派一批黨員和進步青年到60軍和58軍開展宣傳教育工作，黨中央還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