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雲南人民武裝鬥爭的烽火已經點燃，為了及時掌握敵情，保衛黨的組織免遭破壞，配合農村武裝鬥爭及城市民主運動的開展，1948年3月中共雲南省工委書記鄭伯克決定在昆明抽調幹部開展以情報工作為主要內容的敵情工作，由市工委委員高志遠領導並直接向鄭伯克彙報工作。在實際工作中逐步總結經驗，明確對敵工作的方針政策，規定應遵守的組織紀律，在敵軍、警、憲、特中先後建立了一些據點，發展組織。
1948年6月，昆明學生奮起響應京滬學生開展反對美帝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復活的運動，7月，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革命師生近千人被捕。在這場尖銳、複雜的鬥爭中，從事敵情工作的同志及時摸清了反動派鎮壓學生運動的預謀和監獄裡刑訊逼供革命師生的重要情報，對保衛黨的組織，保護革命群眾，發揮了重要作用。鄭伯克從實際工作中感到必須加強敵情工作的領導，遂於1948年9月建立了敵情工作小組(又稱敵工小組)。
1949年初，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國民黨的徹底失敗已成定局。為了加快敵情工作的步伐，於1949年3月又增派了幹部參加敵情工作小組(此時敵情工作小組又稱敵工支部)，仍由高志遠領導。國民黨反動派的和談陰謀破產後，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於4月21日渡過長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全國解放在即。黨組織不失時機地抓住有利形勢，改變過去「長期埋伏」的方針和單線聯繫的方式，實行多頭並進、全面滲透、放開手腳、積極主動進攻。為保護昆明，迎接解放，加快敵情工作步伐。
1949年5月，高志遠調思普區工作，由市委委員(1948年昆明市工委改為市委)賴衛民接替領導敵情工作，此後敵情工作小組又稱對敵工作領導小組。1949年9月，國民黨反動派在昆明發動「九·九整肅」運動，鎮壓革命力量。這時，對敵工作在保衛黨組織和革命群眾中，發揮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義後，為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市委決定對敵工作領導小組一分為二：成立昆明市委臨時軍隊工作委員會，其任務是：依靠黨盟力量，鞏固起義部隊，發動組織起義官兵，保衛起義果實，迎接軍事接管整編，成立昆明市委保衛部，其任務是：肅清特務，鎮壓反革命，粉碎敵人裡應外合陰謀，保障昆明社會治安。經過昆明保衛戰、鎮反肅特、維持社會治安和迎軍等緊張工作，1950年2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3月4日成立昆明市軍事接管委員會。至此，解放戰爭時期昆明黨組織領導的對敵工作宣告結束。在此期間，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敵軍警憲特中發展了黨的外圍組織盟員近千人。
開始，鄭伯克提出對敵工作的指導方針是：「打入敵人心臟，動搖、瓦解敵人」。後來，又進一步提出「打進去、拉出來，鑽到敵人的心臟里燒鍋煮飯」。經過一段工作實踐證明，「打進去」極為不易，即便進去了也只能擔任敵營一般下層人員，很難掌握和獲取敵人的重要情報。因為，敵人的軍警特系統的基本骨幹，都是經過專門學校和培訓班畢業的。相反，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各種矛盾不斷激化，呈現分崩離析，促使敵營里大多數人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前途與出路，客觀上出現了從敵人內部分化瓦解出二部分力量來為我所用的可能。1948年5月，刑警大隊大隊附潘少卿雖是軍統的骨幹，但他不得勢，受排擠，又與敵工小組李榮光是表兄弟親戚關係，我們通過教育爭取他為革命工作，與敵工小組建立了政治上的聯繫。1948年7月，軍統息烽五期訓練畢業的李培霖，因跟蹤共產黨員不力，被軍統滇站假煙毒案牽涉，關進法院，後被軍統滇站開除，也被爭取過來。敵情小組於1949年1、2月，先後兩次向國民黨在昆明的特務分子秘密投遞警告信，指名道姓地要他們放下屠刀，靠攏人民，並向他們宣傳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對敵政策，指明出路，從而加劇了敵人內部的分化。如中關合作所訓練班畢業的軍統特務郭蔭南，在昆明刑警隊任職，他在收到警告信後，看清了反動派即將滅亡的命運，便請長假離開了刑警隊，到嵩明投奔游擊隊。敵情小組掌握情況後，要他回昆明參加敵情工作，經過實踐考核，發展他參加了秘密進步組織「雲南救國正義同盟會」。敵工小組通過各種關係，爭取了一批類似上述情況的人員，再通過他們互相串連，在警察總局、刑警大隊，甚至在保密局滇站的公開機關保防處里，都建立了一些關係。敵情工作小組用「拉出來」的辦法，在警備總部軍法處、省府警衛營、憲兵十三團、保安團、第六編練司令部等敵營里建立了關係，發展了秘密革命組織。事實證明，根據客觀形勢發展所引起的敵營的變化倩況，敵工小組靈活執行對敵工作方針，把「打進去，拉出來」及時改變為以拉出來為主，打進去為輔的做法是完全正確而行之有效的。
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黨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把昆明的「一二一」學生運動，「李、聞慘案」、「反飢餓、反內戰」、「七一五」反美抗日等鬥爭中培養鍛煉的大批骨幹逐步疏散到農村和民族地區，加強農村根據地的建設。農村武裝鬥爭的蓬勃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城市愛國民主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1948年11月，中共昆明市委成立，省工委、市委根據解放大軍向南進軍的形勢，加強了城市民主運動的領導，發展壯大了黨的組織和外圍組織，進一步擴大反蔣統一戰線。這些工作對擴大和鞏固農村根據地起到了積極的配合及支援作用。
1948年初，按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經過長期準備後，中共雲南省工委在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山區、少數民族地區點燃了武裝鬥爭的烽火，人民游擊戰爭在雲南全省迅猛發展。昆明地區先後在路南、嵩明、尋甸、祿勸、宜良、安寧、富民、晉寧、呈貢等縣發展了黨的組織，組建人民武裝，開展武裝鬥爭，建立了農村游擊根據地和新的人民民主政權。
石林縣的武裝鬥爭1948年2月，中共雲南省工委決定以石林圭山、彌勒西山等少數民族地區為重點，點燃武裝鬥爭的烽火，逐步推向全省。在省工委和彌瀘地委的領導下，石林縣的武裝鬥爭從發動群眾「反三征」、組織秘密武裝開始，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逐步發展成一支主力部隊、游擊隊、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使石林成為滇桂黔邊區的重要根據地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3年的游擊戰爭中，石林2000多名優秀兒女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所屬二支隊、三支隊、十支隊、一支隊和六支隊，足跡遍及雲南大部地區和廣西、貴州，有127位烈士為解放戰爭獻出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經過武裝鬥爭的考驗，石林縣的黨組織有了很大的發展，先後建立了縣委、區委、鄉黨支部和游擊隊中的各級黨組織，建立了縣、區、鄉、村4級人民政權。組織了農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組織。石林縣的武裝鬥爭，是彌瀘地區武裝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並肩戰鬥，相互支援，石林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成為昆明市的革命老區縣之一。
1948年冬，中共昆明市委對敵工作小組計畫在嵩明縣組織一支小規模的精幹武裝，在昆明外圍的交通幹線兩側山區，開展游擊戰，伺機襲軍車、截軍火、懲敵特，支援我根據地和城市愛國民主運動。1949年初，敵工小組派李榮光(民青成員)回到嵩明協助胡和光拉起一支10多人的武裝。3月，隊伍發展到百餘人。部隊番號「雲南人民討蔣自救軍嵩明游擊大隊」。4月中旬，隊伍發展到200多人，大隊即擴編為支隊，下設3個大隊，胡和光任支隊長，群眾稱之為「胡支隊」。5月，胡支隊發展到700多人。胡支隊的建立，受到了嵩明地下黨的重視和省工委的關注。6月，省工委決定對胡支隊整編，部隊建立黨支部。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第三支隊嵩尋游擊大隊番號。游擊大隊在中共嵩(明)尋(甸)特支的領導下，活動於嵩尋兩縣及嵩昆邊境地區。10月，游擊大隊奉命編入邊縱六支隊，又轉戰於滇東北的沾益、宣威、會澤和貴州省的威寧等地。該大隊既是戰鬥隊，又是宣傳隊、工作隊，在宣傳發動群眾，支援游擊根據地建設，打擊地方反動勢力，配合主力阻擊國民黨潰軍和迎接解放大軍解放雲南的鬥爭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宜良縣城北部的馬街(原稱邑和鄉)，地處宜良、嵩明、馬龍、石林等縣邊界，是敵人統治的薄弱地區。為配合當時滇東南、滇東北的武裝鬥爭，中共雲南省工委決定開闢宜良馬街的工作，在此地建立革命組織，發展革命武裝，建立革命根據地。1948年3月，省工委委員侯方岳通過嵩明四營葉河煤礦經理何輔臣的統戰關係，派地下黨員李長猛(雲大學生)到宜良馬街小學任校長，以教書為掩護，秘密發展組織。隨後，又增派黨員、「民青」成員到馬街，由李長猛領導在馬街一帶開展工作。
194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