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地處中國大陸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端，位於東、西、北三江的匯合處。瀕臨南海，背靠白雲山，地處亞熱帶，氣候溫暖濕潤，四季如春，繁花似錦。廣州是我國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其歷史可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如果按照西樵山細石器遺址的年代測算，則距今約七八千年了。人們又常稱廣州為羊城。這個名稱出自一個美麗的神話，這就是流傳甚廣的「五羊銜谷，萃於楚庭」的傳說。
周朝時，廣州曾一度出現連年災荒，田野荒蕪，農業失收，人民不得溫飽。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傳來一陣悠揚的音樂，並出現五朵彩色祥雲，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綵衣，分別騎著不同毛色的仙羊，羊口銜一莖六齣的優良稻穗，降臨楚庭。
仙人把稻穗贈給了廣州人，並祝願這一地區永無饑荒。祝罷仙人騰空飛逝，五隻仙羊化為石羊留在廣州山坡。從此，廣州便成了嶺南最富庶的地方。這就是廣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名稱的由來。關於五仙降臨的年代，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流傳比較廣的是周代。
有人認為，這個傳說大概發生於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另一種說法，五仙降臨是南海人高固為楚威王相時，即戰國周顯王時期。還另有一說，晉朝時，吳修為廣州刺史，還未到任，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背著五穀來到廣州州治的廳堂上。吳修於是在廳堂上繪五仙人像以示祥瑞和紀念，並且稱廣州為「五仙城」。今廣州惠福西路的五仙觀據說就是五仙人降臨之地，廣州人在此為紀念五仙人專門修建了五仙觀，在大殿內還有五仙和五羊的塑像。
據《廣東通志》記載，五仙觀觀址歷代曾多次遷建。宋代時在十賢坊(今北京路省財廳一帶)，南宋後期至元代在古西湖畔(今教育路一帶)。明洪武十年(1377)，布政使趙嗣堅將原五仙觀改作廣豐庫，於今惠福路坡山現址再建五仙觀，在今五仙觀的東側，還有一塊巨大的紅砂岩似腳印狀的凹穴，稱為「仙人拇跡」(拇跡是指腳印)。
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云：「穗石洞有一巨石，廣可四、五丈，上有拇跡，跡中碧水泓然，雖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異也。」這個「仙人拇跡」實際上是古代珠江洪水期的流水沖蝕而成的痕迹。這裡在明清兩代先後以「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被列入羊城八景。
在廣州越秀山木殼崗上，有建於1959年的五羊石雕像。這是著名雕塑家尹積昌等根據五羊傳說而創作的，雕像連基座高11米，共用了130餘塊花崗岩石雕刻而成，體積約53立方米，僅主羊頭部的一塊石料，就重達4000餘斤。五羊大小不一，主羊頭部高高豎起，口中銜穗，回眸微笑，探視人間。餘四只羊，環繞其身，或耍戲，或吃草，還有羊羔在吸吮母羊的乳汁。五羊姿態各異，造形優美，栩栩如生，情趣橫溢，令人流連忘返，浮想聯翩。由歷史傳說而創作出來的五羊石雕亦成為廣州——羊城的象徵。
據廣州舊志記載，周惠王令楚熊子惲統治嶺南，南海臣服於楚，作楚庭以朝，所以廣州又稱楚庭(或稱楚亭)。
「五羊銜谷，萃於楚庭」是古代廣州人民嚮往美好生活而衍生出來的神話祥瑞之說，它給研究廣州古代史提供了某些線索。透過這個美麗的神話，反映出古代廣州先民對安定、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反映出遠古廣州地區的農業、畜牧業有一定的發展。
從1938年10月淪陷，到1945年9月國民黨軍從日本侵略者手中接防，廣州人民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下生活了整整七年。七年蹂躪，使廣州經濟一片蕭條；日本投降，給廣州帶來「喜悅和希望」。但是，廣州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很快就由於國民黨的獨裁和內戰政策，一步深似一步地陷入憂愁悲傷的困境，社會經濟不停步地走向崩潰。
廣州從國民黨接防的第一天起，社會就動蕩不安，人民怨聲載道，其直接原因在於政局腐敗和由此而來的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工業萎縮、市場蕭條等病症的惡性循環。
在日本投降前夕，1945年8月2日，廣州的金價、糧價因時局混亂而比同年6月漲出一倍，令市面和市民陷於困境。但在天皇宣布投降後，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降下日本國旗的當天，8月17日，市內金價、米價均大瀉，兩天後便跌至一年來之最低點。
可惜好景不長，廣州物價很快又開始上揚，到1946年1月即恢複到日本投降前夕的高價位上，且一漲不可收拾。1947年2月11日，米價每擔由一天前的13萬元漲至28萬元；11月28日為54萬元；1948年2月23日為170萬元；5月5日為700萬元，此後更以天文數字在增漲。據國民黨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聯合辦事總處統計，與抗戰前夕的1937年上半年相比，1948年8月19日的廣州一般物價指數為450萬倍，9月4日再增至829萬倍，半個月間陡升83％，令市民心驚肉跳，無法承受。
通貨膨脹是物價飛漲的孿生姐妹。正如蔣介石政府所說的，「如果印刷機不能生產出足夠的鈔票來應付無止境(增長)的物價，就不可能有通貨穩定」，但「通貨的急速膨脹」，恰好又「必然刺激物價的狂漲」。在日本投降後的4年間，廣州和上海、北京等許多地方一樣，承受著通貨急劇膨脹和金融市場混亂不堪的巨大壓力。
根據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統計，如果以抗戰前的1937年6月的貨幣發行量為100，那麼1945年8月為35976，12月為73332；1946年12月為264789；1947年6月為706025，12月為2177215。
其中僅1947年6月份的增加額，就比從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的8年半增加額的總和還要多。造成如此嚴重的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在於國民黨發動內戰；正是它在內戰中「軍事上的土崩瓦解」，促使本來就因「匯價和物價的上升」而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發展到「新的高度」。
當不斷升級的通貨膨脹無法解決政府財政危機的時候，蔣介石集團便接連採取幣種翻新和舉借外債的辦法，以求渡過難關。結果從抗戰前的法幣、關金券並存，到1948年8月後金元券、銀元券和廣東大洋票等中央與地區性的幣種紛紛出台。但是，所有這些幣種的發行，沒有一次是成功的，都如過眼煙雲，瞬間即逝。就以叫得最響的金元券來說，儘管規定其每元的含金量為純金0．22217公分，與美元的比價是4∶1，還聲稱其發行總額限定為20億元，其中40％的保證為黃金、白銀和外匯，其餘保證則為有價證券和政府指定的國有資產。但是，從1948年8月19日宣布開始流通起，不過8個月光景，到1949年4月20日，它的發行額便達到1．5萬多億元，6月更高達130多萬億元之巨。
由於國民黨政府聲譽本已掃地，加上它對這一被視為最高貴的幣種肆意投放，因此很快就出現拒收金元券的社會風潮，形成不可逆轉的金融危機。為此，美金、港紙等幣種和國內的舊鑄銀元、鎳幣、銅板等過時的流通手段，一起湧向市場，甚至出現以紙片記數加戳為籌碼的君子貨幣和物物交換的原始貿易方式。
廣州市民乾脆自發取締200元和1000元面值的金元券流通資格，把它以二角錢一斤當廢紙收購造紙。1949年6月23日，國民黨政府被迫承認金元券破產的現實，宣布金元券與舊鑄銀元的比價為5億比1，實際上有的地方是以15億比1的比價在拋售金元券；7月18日，進而宣布金元券作廢，規定9月1日為金元券兌換銀元的最後期限。至此，原擬風光市面而鼓噪一時的金元券，無奈壽終正寢。
金元券如此，其他幣種的命運可想而知。廣東銀行發行的大洋票，從開始到結束，不過4個月零6天。國民黨政府這一幣種翻新的花樣，原以為是一根救命稻草，但結果成了加速其死亡的一劑毒藥。正是金元券的短命存在，使中國的金融市場更加混亂不堪。
蔣介石為了擺脫財政危機，曾經指望美援以一臂之力。1948年初，他要求美國政府給予3年共15億美元的援助，以完成「抵抗共產主義和通貨膨脹這一艱苦的任務」。但是蔣介石的這一「任務」沒有、也不可能完成，相反，他和美帝國主義一起，很快就被中國人民趕出了中國大陸。然而當他逃離大陸的時候，把大批財產劫往台灣，其中僅中央銀行洗劫的庫存黃金就達390萬兩、銀元7000萬枚、外匯7000萬美元，合計約3億美元，另外經廣州運出的黃金為20多萬兩。
物價狂漲和通貨膨脹在廣州的嚴重後果，是金融業、工業、交通運輸業的全面萎縮，市場的極度蕭條。僅從1947年初到解放前夕的不到3年中，私人銀號、錢莊由原來的61家減至32家，倖存者也多轉向套匯等投機業務。
工廠倒閉的情況更為嚴重，先是1947年3月倒閉50多家，後是1948年1～6月有90％的工廠歇業，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