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及人民解放軍在戰略決戰階段進行的其他戰役，國民黨軍的精銳主力已基本被消滅，從而從根本上動搖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隨著軍事上的失敗，國民黨統治集團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也已瀕臨絕境。
(1)軍事形勢
從國民黨統治集團發動全面內戰的1946年6月底至1949年2月，經過2年又8個月的作戰，國民黨軍損失的兵力總計達495萬餘人。雖經不斷補充，其總兵力體制改革由內戰爆發時的430萬人下降到204萬餘人。其中，陸軍正規軍雖有71個軍227個師的番號，但只有115萬餘人，非正規軍17.5萬餘人，特種兵13.5萬餘人，後方勤務部隊、機關、學校45萬餘人；空軍10萬餘人；海軍3萬餘人。上述部隊中，能用於作戰的陸軍部隊共146萬餘人，且分布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和漫長的戰線上，已無法在戰略上組成有效的防禦。
在146萬餘人陸軍作戰部隊中，位於長江下游蘇南、皖南、上海、杭州地區歸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的共38.5萬餘人，其正規軍19個軍60個師32.8萬餘人，非正規軍2.3萬餘人，特種兵3.2萬餘人；位於福建地區歸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指揮的共1萬餘人，其中正規軍2個師8000餘人，非正規軍2000餘人；
位於台灣省歸台灣警備總司令陳誠指揮的共2．3萬餘人，其中正規軍2個師1．2萬餘人，非正規軍3000人，特種兵8000餘人；
位於長江中游武漢、宜昌地區歸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指揮的共24萬餘人，其中正規軍12個軍37個師約20．8萬餘人，非正規軍1．1萬餘人，特種兵2．1萬餘人；
位於湖南、江西地區歸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指揮的共3．9萬餘人，其中正規軍3個軍9個師3．3萬餘人，非正規軍4000人，特種兵2000人；
位於廣東省歸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指揮的有6．5萬餘人，其中正規軍2個軍8個師4．6萬餘人，非正規軍1．7萬餘人，特種兵8000餘人；
位於廣西省歸桂林綏靖公署主任李品仙指揮的有1．7萬餘人，其中正規軍3個師1．2萬人，非正規軍5000餘人；
位於四川、西康、貴州、雲南地區歸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張群指揮的有10．5萬餘人，其中正規軍6個軍16個師8．6萬餘人，非正規軍1．1萬人，特種兵8000餘人；
位於陝西關中及陝南地區歸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揮的有19．9萬人，其中正規軍13個軍33個師16．3萬人，非正規軍1．2萬餘人，特種兵2．4萬餘人；
位於青海、寧夏、甘肅地區歸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馬步芳、馬鴻逵指揮的有9．3萬餘人，其中正規軍3個軍12個師8萬餘人，非正規軍1．2萬餘人，特種兵1000餘人；
位於新疆地區歸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指揮的有8．1萬餘人，其中正規軍3個整編師16個旅6萬餘人，非正規軍1．2萬餘人，特種兵9000餘人；
位於太原地區歸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指揮的有7．1萬餘人，其中正規軍6個軍14個師4．2萬餘人，非正規軍2．2萬餘人，特種兵7000餘人；
位於綏遠西部及陝西榆林地區歸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綏遠指揮所主任董其武指揮的有5．6萬餘人，其中正規軍1個軍7個師3萬餘人，非正規軍2．3萬餘人，特種兵3000餘人；
位於河南新鄉、安陽地區歸第12綏靖區司令官李振清指揮的有2．5萬餘人，其中正規軍1個軍1個師7000餘人，非正規軍1．5萬餘人，特種兵3000餘人；
位於山東青島地區歸第11綏靖區司令官劉安琪指揮的有5．3萬餘人，其中正規軍2個軍7個師3．5萬餘人，非正規軍3000人，特種兵1．5萬餘人。
國民黨軍不但數量急劇減少，素質也日益下降。在上述陸軍作戰部隊中，除白崇禧、胡宗南集團的個別軍和馬步芳、馬鴻逵集團未受人民解放軍的嚴重打擊，尚有一定的戰鬥力外，其餘部隊大多是新建的，或者是多次被人民解放軍殲滅後又多次補充起來的，編製極不充實，人員缺額甚多。按國民黨軍的編製，1個軍應轄3個師3．5萬人，但除馬步芳、馬鴻逵部的個別軍能基本達到編製數，員額在3．3萬人左右外，其餘各軍一般均在1．5萬人至2萬人左右，有的甚至不足1萬人。同時，由於大量的武器裝備在戰場上被人民解放軍繳獲，部隊武器裝備特別是重武器嚴重不足。加之老兵減少，新兵增多，士氣低落，缺乏系統的正規的軍事訓練，戰鬥力明顯下降。
(2)經濟形勢
隨著內戰的不斷擴大，國民黨政府的軍費開支越來越大，加上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對中國經濟的壟斷，對勞動人民的殘酷掠奪，以及美國的經濟侵略，使得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迅速惡化，財政枯竭，通貨惡性膨脹，工商企業大量破產倒閉，農業產量連年下降。
1948年，國民黨政府財政赤字高達900萬億元。面對巨額的財政赤字，國民黨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紙幣的發行量，如1945年底發行法幣1．03萬億元，到1948年8月，增加到663．69萬億元。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被迫於1948年8月19日實行「幣制改革」，以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規定發行20億元金圓券作為本幣在市場上流通，並以1∶300萬的比價收兌法幣；禁止私人持有、買賣和在市場上流通黃金、白銀和外國幣、券，私人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國幣按規定的比價限期兌換金圓券；限期登記、管理中國公民存放在國外的外匯和資產；限制物價，規定物價凍結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準上。
但是，由於整個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腐敗，這些措施除了更加殘酷地掠奪劫收人民的財產外，對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金融情況的好轉並沒有起什麼作用。金圓券的發行量很快突破了20億元的限額，到11月，金圓券已發行33．94億元。國民黨政府被迫於11月11日公布《修改金圓券發行辦法》，收回了「限額發行」的成命。此後，金圓券的發行量便如決堤的洪水，一發不可收拾，到12月達到83．2億元，1949年1月達到208．22億元，3月達到1960．60億元，4月竟達到5．16萬億元。
由於國民黨政府濫發紙幣，使得幣值急劇下降，加上官僚奸商的投機，導致通貨膨脹不斷發展，物價如同脫韁的野馬毫無拘束的迅速上漲。以法幣100元的購買力為例，1945年可買2個雞蛋，到1949年只能買1／50萬一兩大米。在國民黨政府執行限價中心的上海，從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價指數上升13．5萬倍。桂林市的糧價，1949年4月比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時上漲36萬倍，比1945年7月上漲了27億倍。金圓券已完全失去了信用。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四川、湖北、江西、甘肅、青海、新疆等地方當局，為了減少金圓券的衝擊，紛紛自行發行地方券、輔幣券，拒用金圓券。
在上述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於1949年2月23日召開政務會議，通過了《財政金融改革方案》，決定：軍費和軍餉支出改以銀元為計算標準；海關進口稅改以每元等於美元4角的所謂「關元」為計算單位，貨物稅中，棉紗、火柴、水泥、捲煙、食糖等，規定徵收實物，鹽稅除徵收實物外，規定政府「得辦理一部分官收官運」；中央政府停止對各省市縣財政的補助，將原屬中央政府的田賦稅三成及煙酒稅、特種營業稅劃歸地方；允許銀元自由流通。至此，以金圓券為本位的「幣制改革」徹底失敗。
由於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導致工商業資金無法周轉，借款利率隨貨幣貶值而不斷提高，加上原材料價格昂貴，產品滯銷，工廠、商店紛紛倒閉歇業。1948年，上海3000餘家大工廠開工率只有20％，青島1000餘家工廠只有25％能維持半開工狀態，重慶機器製造工業150家工廠到1949年2月已停業者達60餘家。
國民黨政府為了滿足進行全面內戰的人力、財力的需要，對農村實行沉重的田賦徵實、專買政策和統購政策，在農村大肆抓兵抽夫，如廣西省1949年的徵稅率比上年度增加70％，徵兵額由上年度的6萬名增至13萬名。在國民黨政府對農村各種暴政的壓迫下，使得廣大農民缺少必要的生產資金從事再生產，大批青壯年被抓當兵或逃避兵役而逃亡，農村勞動生產力急劇下降，土地拋荒現象十分嚴重，農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1948年，國民黨統治區的耕畜減少了15～20％，主要農具減少了30％，各省拋荒的耕地分別佔耕地總面積的20～40％。再加上連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使農業產量連年下降，1948年比1946年減產4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