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後，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蔣介石再也無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進程，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搖搖欲墜，扼守在綏遠（當時為省名，轄今內蒙古中部地區，1954年撤銷）一帶的國民黨軍隊已成為華北地區的孤立據點，處於想逃無路、欲戰不能的境地。
黨中央、毛主席英明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綏遠國民黨軍各派的政治態度、綏遠地區的階級關係，及時提出用「綏遠方式」即用和平談判、不流血的鬥爭方式，爭取這支國民黨軍隊投奔到人民陣營來，解決綏遠的問題。
綏遠位於現內蒙古自治區的西部，原有200萬人口，是傅作義苦心經營多年、用以同蔣介石分庭抗禮的基地。國民黨華北「剿總」駐歸綏（現呼和浩特市）指揮所主任兼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將軍，也是舉足輕重的人物。董其武是一位飽經風霜的國民黨正直將領，他不是富家子弟出身，更不是蔣介石的黃埔嫡系和親信。董其武從營長、團長提升為師長、軍長，最後擢升為綏遠軍政最高統帥，都是傅作義一手提拔起來的。他為傅作義供職幾十年，一貫忠心耿耿，和傅作義有著深厚的感情。同時，董其武具有愛國心和民族感，對蔣介石排斥異己、賣國求榮、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曾有過不滿，對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則十分關注。
綏遠起義過程中，董其武經常不斷地打電話向傅作義彙報工作情形，傅作義也經常派人去，或者打電話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和他的意見。關於綏遠工作的情況，傅作義於1949年7月14日給毛主席寫了一份報告。
在綏遠各族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我軍在綏遠的部隊經過8年抗戰和3年解放戰爭，逐步發展為3個騎兵師、2個步兵師和1個獨立團，約3萬人的武裝力量。綏遠廣大人民經歷過嚴峻的鬥爭，同我黨我軍有著血肉相連的關係，他們熱烈地盼望著綏遠早日解放，擁護我黨和平解決綏遠的主張，這是實現「綏遠方式」重要的群眾基礎。
1949年1月21日夜，董其武在歸綏從廣播里聽到了傅作義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雖然他早料到會有這麼一天，但是仍覺得有些突然。他很想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詳情，隨即向北平傅作義處打電話，要求派飛機接他去北平看看。董其武22日飛北平後，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見傅作義。
傅作義十分高興地說：「你來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況給你談談。」
高克林同志在熱烈的掌聲中首先致詞，董其武在茶話會上著重講了起義後3個月里所做的幾件工作。
說到這裡，傅作義盯著董其武，又說：「你回去告訴咱們的幹部，在抗日戰爭時期，我把大家的家屬送到蘭州、寧夏去是可以的。現在呢，不要看目前解放的地方還小，很快全部都要解放了，家屬再送到哪裡也都不是好辦法。除非你有錢，把家屬送到外國去，否則沒有你的立足之地。」
「走人民的道路」這句話，傅作義不止一次地講過。這次講得更加鄭重。此刻，董其武從他的實際行動中真正理解了這句話的含意，並得到明確的啟示。這時，董其武馬上急切地詢問：「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條文怎麼沒有提到綏遠呢？」
傅作義則說：「綏遠問題等到我見到毛主席之後再定吧。這樣重大的事情，不是光幾句話就成的，要認真做好準備工作。要給大家講明道理，認清利害關係，為了人民的幸福，為了全體官兵的前途，為了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必須走人民的道路。」
就這樣，董其武經過和傅作義一次長談，確定了走人民道路的目標。一回到綏遠，就開始在暗中為起義做準備工作。
董其武從北平回綏遠不久，舊曆年來臨。除夕前，綏東人民解放軍的前線部隊，在歸綏以東30公里的陶齊車站地區與國民黨綏遠部隊發生衝突。綏遠局勢頓時緊張。
董其武立即致電傅作義，經傅作義和華北局聯繫，轉達了毛主席「雙方部隊停止戰鬥，綏遠問題和平解決」的指示。人民解放軍綏東前線部隊於1949年1月31日停止向綏遠軍隊的進攻，2月11日又將主力部隊撤至卓資山一線，於是綏遠局勢便趨平靜。
在前線發生軍事衝突之時，國民黨綏遠省省黨部主任委員兼省政府建設廳廳長潘秀仁、副主任委員兼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張遐民，趁機要求董其武把軍政機關立即西撤。他們說，後套糧多，後方補給容易，不然一旦解放軍切斷綏包線，就無法後撤了。潘秀仁、張遐民的用意，顯然是以後撤為辭，妄圖阻撓走和平道路。董真武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幾個人就逃到後套去了。
2月22日，傅作義偕鄧寶珊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晉見毛主席。毛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同傅作義進行了重要和懇切的談話。傅作義一直關心著綏遠的問題，很快向毛主席提出綏遠怎麼解決的問題：毛主席早已胸有成竹，很快回答：「綏遠問題，用『綏遠方式』解決。」
傅作義有點不明白：「什麼叫『綏遠方式』？」
毛主席鄭重地說：「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不用兵了。先劃個停戰協定線，讓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了他的內部工作。另一方面派個聯絡組，把鐵軌接通了，貿易起來，在他認為適宜的時候舉行起義。」
關於「綏遠方式」，毛主席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里，作過詳細闡述。他說：「今後解決這100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歷史證明，毛澤東提出的這種方式是英明、正確的。
根據毛主席指示的「綏遠方式」，平津前線司令部各首長於3月間在北京飯店宴請傅作義時，經賀龍將軍提出，商定了談判綏遠和平解放的雙方代表：解放軍方面派李井泉、潘紀文二入：綏遠方面由傅作義派出周北峰、閻又文二人。
3月23日，雙方代表在北京飯店開始進行商談。經過協商，雙方先劃定了綏蒙解放軍與國民黨綏遠部隊的停火線。爾後，就恢複平綏鐵路交通、通郵通電、雙方貿易往來、雙方貨幣兌換、華北局指派聯絡辦事處進駐歸綏等問題進行了反覆商談。於6月8日在北平簽訂了《綏遠和平協議》。和平協議簽字後，毛主席在中南海豐澤園接見了傅作義先生。接見時在座的有周恩來副主席、朱德總司令、聶榮臻司令員、薄一波政委、陶鑄同志。被接見的還有鄧寶珊、周北峰、閻又文等人。
毛主席對於雙方商談成功很是高興，說：「你們商談的條款我已看到了，就按那樣執行吧。不過，不要登報，因為你們沒有寫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綏遠和平解放。不然別處都要求『綏遠方式』，我們就不好辦了。」
破壞和談，國民黨連出四招。
綏遠起義的全過程，充滿了尖銳、複雜的矛盾和鬥爭。這種矛盾和鬥爭突出地表現在董其武以及廣大具有高度愛國熱情的官兵和各界愛國人士，與國民黨政府製造的種種障礙和施展的種種陰謀所進行的鬥爭。
綏遠開始醞釀和平，國民黨特務分子就把這些情況密告了國民黨南京政府。為阻撓和平解決綏遠問題，3月初，南京政府命令董其武率駐綏部隊西撤。董其武既決心要走和平道路，當然就決不再執行南京政府的命令。但表面上還需應付。於是，董其武用兩條理由做了回絕：第一，綏遠目前形勢還算穩定，暫時不應西撤。第二，駐綏遠部隊的下層官兵大多數是當地人，輕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
國民黨政府一看董其武不服從調動，馬上改變了手法，即派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綏遠籍的祁子厚和董其武的小同鄉嚴子言二人乘飛機來綏遠，要接董其武去南京與蔣介石見面商談。
董其武接待他們之後，先是一陣寒暄，然後不軟不硬地對他們說：「當下時局表面穩定，但危機四伏，我一離開，局勢難以控制，可能出現意外，如果必要，可酌請他人代表，目前我還不便輕易離開。」
這實際上等於拒絕了祁子厚、嚴子言的遊說。
國民黨政府兩次碰壁後，便使出了「殺手鐧」：停發綏遠的軍政經費和一切補給。
當時駐綏遠部隊包括鄧寶珊將軍的第22軍在內，將近10萬人，加上綏遠又是一個貧瘠的小省，財政一向短缺，生活立即陷入了困境。
為了綏遠軍政人員的生存，董其武多次向國民黨政府電請和派人交涉，國民黨政府認為他們的「殺手鐧」很見成效，不是不予理睬，便是故意推託，惟一的答覆是：「讓董主席來。」而某些人聽到此話後也說：「董主席真糊塗，去上南京一趟，問題不就都解決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