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教學歷史的人想給初學者若干指點，使他們能看清今日中國的興衰與過去兩千年來特出的人物與事迹，有前後貫穿的關係，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著手。剛說原始資料，則《元史》、《元典章》和《元史類編》等等，已經給我們志不在作元史專家的透不過氣來。此外蒙古的《黃金史》（已有漢譯）也要與中國方面的資料對看。而現代學者的專題研究，尚不盡見於中英文，多數讀物仍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專家以外如我等敢於隨意涉獵的域境。
過去歷史教學的辦法，或是強調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著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說，我們常聽見蒙古人以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論調。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即有蒙古皇帝不識漢文，他們自己也由權臣推戴各條。況且他們又分全民為四等，一為蒙古，二為色目（即各色諸目，以中亞腹地突厥回紇党項各種為主），三為漢人（北方人，包括女真人高麗人），四為南人。還有按職業分，僧道高於官吏，儒生低於娼妓的說法。而番僧則尊為國師，理財者則又都為聚斂之臣。這樣的說法不是完全不對，但是過於簡化歷史，過於傾向筆記資料，容易由事實而遍近傳聞，終至於失諸謾罵。元朝人之種族觀念，事誠有之。可是劉秉忠、姚樞、許衡以文學侍從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創設典章制度，史天澤、董文炳為元朝開國打江山前後數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將征日本又失敗之後仍以中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行政院秘書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可見得漢人並未完全被歧視。即到後期漢人難於在朝中執掌大權，可是在御史台以監察官的身分糾舉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實效。而賀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極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終是元朝朝廷的政治問題，與種族無關）。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誠然也有膾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孫征服的地區橫跨歐亞，世界歷史裡還沒有第二個如此的帝國足以望其項背。這方面固然是由於13世紀歐亞之間沒有一個有力量的軍事政治組織，足以號召抵禦蒙古人從草原地帶發動的大規模攻勢；一方面也由於他鐵木真的組織天才。當時蒙古人人口，不到兩百萬，但是分成無數的部落，動輒自相廝殺。鐵木真以聯婚拜盟襲擊征服的不同方法將他們歸併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型的龐大軍事機構，於1206年得到各酋領的公認，被加上一個成吉思汗的頭銜，較之希特勒之為日耳曼民族的「領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領導之下蒙古全國皆兵。他的兵制，以十為單位成百成千組成，無薪給。各部隊領導官只要有能力，升遷極快，不按年資。兵士極能刻苦耐勞，馬可波羅說：「他們之能接受艱苦，世間無匹。他們能夠一而再的幾個月沒有食物全靠牝馬的乳汁和弓箭所獵取的禽獸為生。」又說：「如果在特殊環境之下，他們可以一次馳騁十天不食人間煙火。」如果我們覺得這段文字誇大的話，則《元史》「太祖本紀」里記另一酋長的故事，也有「中道糧絕，捋羊乳為飲，刺橐駝血為食」的敘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隊無大小行李，兵士只帶皮囊盛水，也利用之為渡河的浮囊。他們能在馬背上假眠，必要時晝夜行軍，環境許可就換馬繼續前進。
這樣的兵員組成的部隊，騎術又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嚴格的軍事紀律，更因為當日科技尚沒有產生應付騎兵以密集隊形衝鋒陷陣的對策，也就難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銳不可當了。他們慣用高速度進軍，以數縱隊協調的戰術將敵方包圍。如果敵方堅強抵抗則開始佯退，而乘敵方行動警戒疏忽的時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殘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戰之後不惜燒殺以為茲後藉著城垣抵抗的敵人作鑒戒，有時極度的殘忍。他也利用「第五縱隊」在敵後散放謠言，並且驅送難民於敵境，使他們先造成恐怖的空氣。但是一到常態恢複，所有殘暴手段立時停止，士兵有犯者處以死刑。
這個13世紀的征服者不著眼於奢侈物品，不留戀於豪華的生活，所以他能夠終其生以征伐為能事。成吉思汗的動機使後人不易猜測。西方的書籍一致傳說他曾對人稱：「人生最大的快慰在於戰勝，在克服敵人，在追逐他們，在奪取他們的財產，使他們所愛者哭泣，騎他們的馬，摟抱他們的妻女。」可是這種恣意的態度與他嚴格的紀律，能放能收的御下辦法很難並存，也和他建立4個汗國的宗旨相違，中國方面的資料無此種記載。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佔燕京之後，移麾西向滅西遼，再進兵陷花刺子模（一個突厥人種的王國，在今日蘇聯屬下的中亞），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將領進出於裏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經將戰事帶到歐洲。可是成吉思汗席捲河北、山東及山西北部，並沒有消滅遷都於汴京（開封）之金。《元史》說他臨死時遺言假道於宋以伐金。他在1227年再度攻西夏時身故。
他去世之後他的子孫滅金，進兵於伏耳加河，毀莫斯科城，佔領基輔（烏克蘭首都），侵入波蘭、德國東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歐發展的時候，1241年年終大可汗窩闊台在蒙古去世，根據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孫都要東返選舉繼任的大可汗。西歐於是才鬆一口氣。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1241年達到最高潮，以後再未捲土重來，當時認為奇蹟。現在從各種跡象看來，則是蒙古人發展過快，佔地過廣，成吉思汗的子孫繁衍過盛，他們的大帝國無法固定的統一，各汗國也受本地風俗習慣政治經濟力量的影響，各王子與軍官已經失去無目的的不斷征伐之興趣。
可是我們講到這裡，也會遇到技術上不少的困難。以上到底是中國史還是世界史？抑還是中國史與世界史上相銜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雖然採用遼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勸阻，沒有將華北「悉空其人以為牧地」，他到底沒有對中原的文物感到興趣，燕京則被他破壞。即算今日我們應當尊重少數民族對歷史的貢獻，也到底有限度。我們是否能把這樣一個草莽間的人物以征伐為能事，又未曾履中土，當作民族英雄看待？
鐵木真或成吉思汗之為元太祖，只因為他孫子忽必烈在中國開創了一個元朝，是為日後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為「聖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廟之後，才援例稱成吉思汗為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寫成一個中國史創業之主。以「夜夢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懷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辭，修正他的個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稱為Yasa也音譯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說這法律「涉及任何情況，在每一種情形之下，都有處置的條例」。《元史》雖提及「扎撒」，始終沒有解釋是何物，倒又盛稱「至元新格」和「風憲宏綱」等中國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僅是東方之主，也是西方3個汗國（即在中亞之察克台汗國，波斯之伊爾汗國，和俄羅斯之金帳汗）的元首，其產生由皇室會議之稱「忽烈而台」者選舉，《元史》也未說及。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即帝位，顯系違反家法，因為當日皇室會議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為大可汗，茲後兄弟還用兵4年之久，而《元史》裡面的「世祖本紀」只描畫上一段「諸王與大臣勸進，帝三讓，諸大臣固請」的傳統公式。可見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為世祖，成吉思汗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殺史實，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寫為中原的漢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還可產生一個現實的國際問題：蒙古人不僅分居於內外蒙古，也仍在蘇聯境內保持了Buryat和Kalmyk兩個自治共和國。一般說來，這四個地區的人民都奉成吉思汗為民族英雄。蘇聯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撐腰，一方面卻又不准許外蒙頌揚成吉思汗。美國作家Harrison Salisbury說：「愛國的俄國人恨著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還是昨日情事。」還有一些蘇聯人罵起13世紀的蒙古人來，索性把20世紀的中國罵在一起，還憧憬著一個「黃禍」的面貌，在歐美各處宣傳。其原因則是成吉思汗所建四個汗國兩個在今日蘇聯境內，而尤以金賬汗國轄莫斯科及基輔，盤踞了這個地區近兩個半世紀（1240～1480），很多蘇聯人不僅以為羞辱，而且因此歷史的發展阻礙了俄羅斯向西方的接觸，成為日後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書站在今日中國局勢業已明朗，在一種雨過天青的情形下講解歷史（見「開場白」及「澶淵之盟」的首段），則用不著竄改史實，也無須迴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國史。如列入世界史，我們可以揣想：雖在13世紀，大戈壁沙漠的四周乾旱的地區就已達到了當日生活方式所能供應人口的限度，因之產生內外的不平衡，才鼓勵蒙古人以他們原始而粗蠻的謀生方式向外發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經發動這種運動，則不知如何住手。如果這題材列入中國史，則成吉思汗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場的背景，不是其實質。
至於我們想確定元朝在中國歷史里的地位，則我們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