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晉東南陷入戰爭的危急之中！人們在焦灼中將目光投向國共兩黨的政治中心——重慶和延安。
重慶：上清寺蔣介石的官邸與街頭巷尾歡慶勝利的氣氛形成強烈反差，顯得十分抑鬱。
匆匆到來的抗戰勝利，使蔣介石有些措手不及。抗戰八年，他的幾百萬軍隊大部分撤到所謂「大後方」的西南一隅，而廣袤的日寇佔領區卻大部分處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包圍和進攻之中。此種形勢若不改變，那麼，日本人的投降只不過加速了中國的赤化進程，因為用不了多長時間，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乃至整個中國都將成為共產黨的天下。
為了改變力不從心、鞭長莫及的現狀，早在8月11日他就接連下達了三道命令，命令的核心即是讓他的軍隊「積極推進，勿稍鬆懈」，搶佔果實，而令共產黨的軍隊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目的就是爭取時間和空間上的主動。在空間上，他可以依賴美國的現代化運載工具，從地面、空中、海上齊頭並進，縮短大西南與全國各地的距離，而在爭取時間的問題上，他更是情急生智，擬就了一份發給毛澤東的電報：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未寒
他推測毛澤東是不敢應邀到重慶來的。不來當然最好，共產黨拒絕談判，破壞和平，那麼下面的文章他就好做了。即令毛澤東斗膽如約前來，那也很好，他正好借談判之機調兵遣將，以緩兵之計爭取時間，讓各路大軍如期到達指定位置，搶佔戰略要地，先將共軍分割包圍於狹小地域，待日後收拾起來也就易如小烹了。
為了這個一箭雙鵰的高明之策，蔣介石神采飛揚，揮筆在日記中寫道：「惟有虔誠感謝上帝賜給我的偉大恩典和智慧。」
延安：從不相信上帝的毛澤東此刻正站在西北高原，站在這塊因孕育了人類而與上帝共處於同一等高線的黃土坡上，俯視和洞察著蔣介石的一言一行。他把抗戰勝利比作桃樹上結了桃子，那麼，桃子該由誰來摘呢？他一句話道出了再樸素不過的真理：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是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峨嵋山上一擔水也沒挑，卻把手伸得長長地要摘桃子，這自然是不行的。
早在蘇軍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東北的當天，毛澤東就在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戰》的同時預言，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不僅不會讓人民取得勝利果實，而且會阻止人民軍隊受降，進而還會向人民軍隊進攻，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準備。
果然，蔣介石「摘桃子」的文武鬧劇緊鑼密鼓，一幕幕地上演了。對此，毛澤東又以他那湖南漢子的辣椒性格回答了四個字——針鋒相對！他說：「蔣介石對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同時告誡全黨，「全國的內戰不論哪一天爆發，我們都要準備好。早一點，明天早上就打吧，我們也在準備著。」
針對蔣介石的三道「禁令」，毛澤東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發布了受降及配合蘇軍作戰的一系列命令，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和全體人民武裝迅速前進，收繳敵人武器，接受日軍投降。針對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進軍和挑釁，毛澤東號召各解放區軍民立即行動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一切來犯者。而對於蔣介石接二連三發出的「談判邀請」，毛澤東權衡利弊之後，毅然應允，決定飛赴重慶，一則爭取全國民眾，揭露蔣介石的內戰陰謀，在國際國內輿論上贏得主動，二則盡一切可能延緩戰爭爆發，爭取實現和平。
當時，中共七屆一中全會剛剛結束，各解放區的首腦和將領雲集延安。人們對時局的日趨緊張表示極大的憂慮，更對毛澤東親赴重慶的安全問題表示莫大的擔憂。許多人聽到消息後說：「心裡像壓了一塊石頭，點著了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毛澤東笑著說：「蔣介石那樣熱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會失掉人心，正中蔣介石的詭計。此去重慶，談成了對人民有利，對中國的和平建設有利。萬一談不成，蔣介石把我扣起來作人質，他堅持內戰的嘴臉便暴露無遺。最壞的情況無非像歷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變，如果真是那樣，大家就要像于謙那樣，針鋒相對，堅決鬥爭！」
對於晉東南上黨地區，由國民黨一手點燃的烽煙，毛澤東尤為關注，臨行前對劉伯承、鄧小平等人交待：「我們的原則是針鋒相對，或謂以談對談，以打對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閻錫山要佔上黨那個洗腳盆，那好么，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也越好。」
1945年11月19日，郭沫若、沈鈞儒等發起舉行反內戰大會，成立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圖為抗戰勝利後郭沫若在重慶。於是，在和談的煙幕下，一道道進軍的命令從重慶的上清寺發出。
於是，為了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一封封自衛反擊的電報從延安的棗園飛向各解放區。
一場空前規模的調兵遣將開始了。
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人民解放戰爭，就在晉冀魯豫解放區，在那個被毛澤東戲稱為「洗腳盆」的上黨地區拉開了序幕。
上黨，東臨太行，西倚太岳，南眺中嶽，北望系舟、五台，群山環抱，峰巒排空，與天同黨，故謂之為上黨。自殷商至秦王置郡，上黨轄地幾經變遷，時而包括整個晉東南地區，時而只轄部分縣鎮，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屬地擴大為長治周圍的十六個縣。十六個縣珠落玉盤般地遍布在崇山峻岭之間的盆地里，水土肥美，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成為重要的經濟貿易中心和兵家必爭之地。
「七七」事變之後，人稱「山西王」的閻錫山一步步退至黃河以西，上黨便成了八路軍堅守抗戰的地區。劉伯承、鄧小平率領一二九師東渡黃河，在這裡浴血奮戰，建立了以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抗日根據地為中心，西起同蒲路，東抵津浦路，北接正太、石德路，南至黃河的晉冀魯豫解放區。抗戰勝利時，晉冀魯豫解放區已控制城市80多座，擁有人口2400萬，軍隊近30萬，民兵40萬，成為全國七大解放區之一。僅1945年春、夏兩季對日攻勢作戰，晉冀魯豫部隊就進行了大小戰鬥2300餘次，攻克日偽據點2800多個，收復縣城28座，殲敵37800餘人……
「千百萬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李達的鼻尖上頂著豆大的汗珠，嘴角拱起紫亮的燎泡，一拳砸在晉東南三百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
地圖上，一個個箭頭蛇信般地吐向以長治為中心的上黨地區。短短的幾天，抗戰八年日軍多次出兵未能全部佔領的上黨，一個又一個的縣城卻在舉國歡慶抗戰勝利的日子裡，被閻軍強佔。
面對突發的事變和嚴峻的現實，李達五內俱焚，眼裡竄著火苗。這位自一二九師成立就跟隨劉伯承、鄧小平轉戰太行，於抗日烽火中創立了晉冀魯豫解放區的關東漢子，比熟悉他的老家還要熟悉晉東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能如數家珍一樣扳著手指道出那裡發生的每一次戰鬥，他能像種田的老把式講述如何犁地、如何播種、如何施肥一樣講述每一次戰鬥的謀略部署、組織實施和進展結果，也能像述說家譜一樣講出每一次戰鬥所付出的代價以及不少犧牲指戰員的姓名，至於那些戰鬥斃傷敵偽、繳獲武器的數字，他更是脫口而出，絕不會有半點出入；然而今天，一貫以縝密沉穩而著稱的李達卻有些把握不住方寸了。
在戰火硝煙中闖蕩了近20個春秋，打仗對於李達已是家常便飯。他不怕局勢的險惡，不怕敵情的嚴峻，眼下令他坐卧不安，急火攻心的是部隊的現狀。
李達（1905～1993），原名李德三，陝西眉縣人。1925年入甘肅平涼第二軍官學校學習，畢業後任西北軍排長、連長。1931年參加寧都起義，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連長，湘贛邊獨立一師參謀長、第三團團長，紅十七師參謀長兼十三團團長，紅六軍團參謀長，紅二軍團參謀長，紅二方面軍參謀長，援西軍參謀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參謀處處長、參謀長，太行軍區司令員，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軍區參謀長，第二野戰軍參謀長兼特種兵縱隊司令員、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兼雲南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副部長兼計畫和監察部部長，國防部副部長，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兼國防體育協會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委顧問。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第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