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生，所提倡的可以歸結為三個字：仁、德、義。
什麼是仁？歸結起來其實就是八個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什麼是德？歸結起來其實也是八個字：欲人為者，以身作則。
什麼是義？歸結起來其實也是八個字：我有餘力，可以助人。
孔子門下，所謂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最終可以歸結為三傑：子夏、子貢、冉有。
學術和教育第一人：子夏
從商第一人：子貢
從政第一人：冉有
三傑對於孔子本人以及孔子學說的宣揚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孔子的學生中，最愛孔子的是子路、子貢和冉有，對孔子幫助最大的也是這三個人。不過，性格不同，他們愛老師和幫老師的方式也不同。
子路如何愛老師幫老師已經講得太多，不再贅述了。子貢也講得很多了，也不再贅述。這裡，單獨說說冉有。
冉有的能力強地位高，能夠幫助老師的機會比較多。跟隨孔子期間，冉有當孔子的管家，多數情況下老師出行都是他駕車；後來冉有做了季孫家的管家，幫助老師回到魯國，又幫助老師獲得季孫家的補貼，而師兄弟們的前程也多數靠冉有提攜。
但是，冉有與子貢不一樣，子貢愛老師幫老師非常有技巧，既幫助了老師，又照顧了老師的面子，可是說件件事情都抓在老師的痒痒肉上，所以孔子非常喜愛他。而冉有就比較武斷，不講究技巧，只要他認為對老師好的事情，他就去做，忽略了老師的感受。結果，好人好事做了一大堆，往往老師一點也不感激，有的時候還要生氣。當然，孔子心裡也明白冉有對自己是真好。
在給公西華補貼的事情上，冉有就做了好事受批評，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禮記》中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衛國人伯高是孔子的朋友，伯高死後，他的家人去向孔子報喪。
「我該去哪裡哭他呢？」孔子有點犯難，他很講究這類問題。「本家兄弟死了，我到宗廟去哭他；父親的朋友死了，我到廟門外去哭他；老師死了，我在內寢里哭他；朋友死了，我在寢門外哭他；一般認識的人死了，我到野外去哭他。以我跟伯高的關係，在野外哭他就顯得太疏遠，在內寢哭他又顯得太重。怎麼辦呢？我是通過子貢認識他的，我就到子貢家去哭他吧。」
整來整去，老頭把事情整到了子貢家裡。
哭完之後，孔子派子張到伯高家去弔唁，結果在路上遇上了冉有。
「老弟，別去了，我前兩天恰好在衛國，於是準備了一束帛、四匹馬，以老師的名義去弔唁過了。」冉有讓子張回去，他已經主動幫老師弔唁過了，並且禮送得很重，很有面子。
這件事情，孔子應該很高興甚至很感動吧？應該會表揚冉有吧？
「嘿，冉有這件事情辦得不地道啊，這樣做不是讓我失禮於伯高嗎？」孔子不僅不高興，反而責怪冉有貓捉耗子多管閑事。
任何思想都有來源，都不可能是平白無故在大腦中浮現。孔子的思想也是一樣，來自他的生活環境。
人世間的真理一定是這樣的：缺什麼就追求什麼，懂什麼就鼓吹什麼。
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出身低微，同時卻有著貴族的血統。從小他沒有地位，忍受貧窮。所以，他對名利的追求順理成章。對於地位，對於富貴，他心嚮往之。
孔子從小跟隨親戚鄰居從事喪葬祭祀，正是因為如此，他對周禮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特別是喪葬之禮，進而是對周禮的全部。因此，孔子在自己的努力之下成了周禮專家。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他發現自己在周禮上的造詣竟然出類拔萃。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孔子提倡孝道，是他重視祭祀和喪葬之禮的必然和必要結果。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孔子決定運用周禮或者說通過鼓吹周禮來實現自己追求名利的目標。
然而，鼓吹周禮最終也並沒有為孔子帶來富貴，只為他帶來了有限的地位。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簡單，因為禮崩樂壞有禮崩樂壞的理由。就像二十幾年前算盤，被淘汰自然有被淘汰的理由，並不能因為那是中國傳統文化就無條件地存在下去。
所有國家中，魯國是最遵守周禮的，結果怎麼樣呢？結果魯國越來越弱。說明什麼？說明周禮已經不適合於這個時代了。即便是魯國，對於周禮也越來越不尊重了。
以一個在魯國都過時的東西去遊說更加強大和先進的國家，怎麼行得通呢？
那麼，在政治主張處處碰壁之後，孔子還有什麼辦法來求得富貴呢？經商。
孔子為什麼不經商？
首先，孔子缺乏經商的天分。
其次，孔子的處境決定了他很難去經商。魯國是個農耕國家，歷來輕視商業，孔子畢竟做過大夫，去經商就等於放棄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從另一個角度說，孔子教育弟子們不要去經商，如果自己反而去經商，就等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樣，孔子實際上就陷入一種尷尬境況。憑藉自己的政治主張得不到富貴，可是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同樣得不到富貴。於是，不如堅持。
所以孔子說得很明白：我想富貴啊，要是給人家趕車也能富貴的話，我也願意。可是，如果沒有什麼辦法能得到富貴，我還是從事我喜愛的事業吧。
按《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在得不到富貴之後，孔子自我安慰，說是如果通過不道義的方法得到富貴，對於自己來說就是浮雲，根本不去想。
按《論語》。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從理想和追求來說，孔子的一生是很失敗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證明這種失敗，那就是通過孔子弟子們的發展。最堅信孔子學說的顏回和原憲都混得很悲慘很窮困潦倒，而背離了孔子學說的冉有和子貢都混得很滋潤很有成就。
按《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不同階段，不同的年齡和不同的際遇，每個人的思想都是在變化中的，而絕不是一成不變的。
孔子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說孔子是儒家的聖人。但是，我們不能說孔子就是儒家，因為他也是法家和道家。後世所強調和放大的孔子的思想，實際上多數是他早期的思想。
早期，孔子篤信周禮，崇拜周公，這時候他的思想是純正的儒家思想。所以，到了齊國他拿君君臣臣來說話。
但是，在齊國他感受到了另外一種文化，他一定思考過為什麼齊國會比魯國強大，所以他對於不遵守周禮的管仲有了新的認識，對不肯為國君獻出生命的晏子有了新的看法。
回到魯國之後，孔子的思想已經由儒家向法家轉化。實際上，周禮本身就是禮法，就有法的元素。
在從魯國前往衛國之後，衛國文化對他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周遊列國碰壁之後，孔子實際上已經經過了多次的反思，他很少再提周禮，相反，他懂得了變通，明白自己是不可為而為之，對管仲則更加敬佩，而管仲是法家。
回到魯國，孔子已經從儒家成為法家，一個故事可以印證這一點。
按照魯國的法律，如果有人能夠從外國贖回在那裡做奴僕的魯國人，可以從政府領取獎金。有一次，子貢從外國贖人回來，卻退還了獎金。聽說這件事情之後，孔子非常失望。
「子貢錯了，聖人做事，是可以移風易俗的，是給大眾做榜樣，讓老百姓都能按照他的做法去做的。如今魯國富人少窮人多，子貢作了這樣一個榜樣，有幾個人能做到他那樣呢？從今以後，魯國人不會再去想辦法贖人了。」孔子說。這段話，貫穿了法的精神。
按《說苑》。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實際上，在《論語》中，孔子所崇拜的人並不多，可是他崇拜管子和子產，而這兩人是著名的法家人物。這說明什麼？說明他的思想由儒到法了。
另一個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自子夏。
子夏是孔子在衛國以及回到魯國期間最器重最賞識的弟子，孔子一定認為子夏是最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學問最佳的繼承者和闡發者。所以，孔子說子夏是「起予者也」。所以，孔子把《詩經》和《春秋》都傳給了子夏，對他的偏愛無以復加。
孔子去世之後，子夏受魏文侯之邀前往西河講學。子夏的學生中，有田子方、段干木等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