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口中的「他」，是個常州人，名叫盛宣懷，字杏蓀。他的父親單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進士，由州縣做起，做到漢口道告老還鄉，在蘇州當紳士，因為盛宣懷需要利用老父的這種身份，在江蘇官場上為他打交道。
盛宣懷是一名秀才，年輕時跟有名的「孟河費家」學過醫，醫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懷只要有機會，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覺不宜入這一行，所以進京捐了個主事，準備入仕。時當同治末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大興洋務，盛宣懷在這方面的腦筋特別快，而且記性好，口才更好，鑽頭覓縫，得以見了李鴻章一面，相談之下，大蒙賞識，便加捐了「花樣」，以候補道的身份，為李鴻章奏調到北洋當差，不久被派為招商局的會辦，以直隸的候補道，久駐上海，亦官亦商，花樣百出。
招商局創辦於同治十一年，出於李鴻章的建議，為了抵制外商輪船，「擬准官造商船，由華商雇領，並准其兼運漕糧，俾有專門生意，而不為洋商所排擠。」奉旨准予試辦，即由北洋撥借經費，另招商股，派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籌辦，定名輪船招商局，向英國買了一條輪船，開始營業，由於經營不善，不過半年工夫，老本虧得光光。胡雪岩是股東之一，也送了幾萬銀子在裡頭。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關道陳欽建議李鴻章，派候補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陳、林都是廣東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廣東同鄉，一個是怡和銀行的買辦唐廷樞，另外一個是富商徐潤，由他們募集商股四十餘萬兩銀子接辦。但本有官本，且又領官款為運費，所以仍然是官督商辦，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懷得以由李鴻章派去當會辦。
改組後的招商局，業務日有起色，徐潤又別組保險公司，承保本局船險，假公濟私，大發利市。洋商輪船公司，遇到勁敵，業務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來票面百兩升值已近一倍，結果跌到五十幾兩，且有繼續下跌的趨勢。
於是徐潤起意收買旗昌，但在盛宣懷的策劃之下，變成了一個騙局。騙誰呢？騙曾當過江西巡撫、福建船政大臣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而實際上是騙公家的錢。
盛宣懷的設計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買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當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時，盛宣懷偕同唐廷樞、徐潤聯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說動藩司梅啟煦。
江蘇有兩個藩司，一個稱為江蘇藩司隨江蘇巡撫駐蘇州，一個稱為江寧藩司，隨兩江總督駐江寧——南京。梅啟煦的關節打通了，方始向總督衙門上了一個呈文，說旗昌洋行甘心歸併，開價二百五十餘萬，倘能收買，獲利之豐，一時難以估計。
沈葆楨亦是勇於任事之人，當時雖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願延擱，在病榻召見盛宣懷、徐潤等人，聽取說明。這天是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懷善於玩弄數字，講得頭頭是道，且有佐證，沈葆楨聽得滿心歡喜。但招商局南洋雖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為主，所以沈葆楨表示，這件事應該會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機不可失！」盛宣懷為沈葆楨解釋，洋人以冬至後十日為歲終，在這年便是四天以後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換一次，現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為止。過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談判，便撿不到這個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資，重整旗鼓，招商局便會遭受威脅，唯有乘機歸併旗昌，招商局始能立於不敗之地。結論是：「事有經權，而況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範圍之內，大人不但當仁不讓，且須當機立斷。」
沈葆楨盤算之下，還有顧慮，美商的旗昌固然歸併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將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為慮，旗昌歸併以後，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號之多，助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著招商局走。招商局從前吃虧的是，自己沒有碼頭棧房，有時不能不遷就太古、怡和，現在有了旗昌的碼頭、棧房，不必再遷就他人，主客之勢，自然就不同了。還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辦保險，利權不外溢，就等於另開了一條財源。」
沈葆楨完全被說服了，命盛宣懷當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談判，盡量壓低「受盤」的價格，先把交易敲定下來。至於收買旗昌的資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辦之議，命盛宣懷儘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數以「官本」補足，如何籌劃，另作計議。
獲得這樣的授權，騙局已必可實現。盛宣懷一到上海，復又調動官款，收買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以後，一面委託一名外國律師擔文，辦理接管的手續，一面趕到南京，向沈葆楨復命，事情已經定局了。
據盛宣懷的書面報告，說是「議定碼頭、輪船、棧房、船塢、鐵廠，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項一概在內，現銀二百萬兩。其餘漢口、九江、寧波、天津各碼頭、洋樓、棧房，作價二十二萬兩。」總計二百二十二萬兩，較原來的開價，減了三十萬兩之多。
至於付款的辦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銀二十萬兩，約定十二月十八日續付二十萬，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萬，即行交盤。餘數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於商股，盛宣懷說已招到一百二十二萬兩，短缺「官本」一百萬兩，盛宣懷亦已藉箸代籌，某處可撥多少，一一指明，當然這也是預先跟梅啟煦商量好的。
談停當了，便須出奏，類此案例，倘為北洋主稿，便須南洋會銜，南洋主稿，自然亦須北洋會銜。盛宣懷極力申說，時機迫促，往返磋商，誤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萬定洋將遭沒收，勸沈葆楨單銜出奏，又說李鴻章與沈葆楨是同年，遇到這樣的好事，只會贊成，不會反對。沈葆楨想想也不錯，同意單銜出奏，在折尾上聲明：「時值凍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運道冰封，陸路仍可通行，顯然的，這是一個很牽強的理由。沈葆楨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盛宣懷特設的圈套，先則以「十七之期」勸沈葆楨「當仁不讓」，繼而以恐誤二批交銀之期，會遭損失，迫使沈葆楨單銜出奏，這種種設計，都是為了要出脫李鴻章，以便將來騙局敗露時，李鴻章得以未與聞共事的局外人身份，易於回護。
果然，四年以後騙局敗露了。發難的是一個湖南籍的名士，國子監祭酒王先謙，上折嚴劾招商局管事道員盛宣懷等蒙蔽把持，營私舞弊。當時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對一般「清流」的議論與主張，十分重視，當即飭下兩江總督「痛加整頓，逐一嚴查」。
其時的兩江總督名叫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對於李鴻章久懷不滿。原來李鴻章自從「用滬平吳」後，一直視兩江是他的地盤，官拜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卻能巧妙地運用洋人，以及實際上辦理洋務的關係，在兩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揮，最使劉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鴻章的妻舅趙繼元在兩江的胡作非為。
趙繼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趙文楷，是嘉慶元年丙辰科的狀元，趙繼元本人亦點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團茅草，如何僥倖而得列清班，一直是個謎。不過，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憑他的那支筆，做京官絕無出頭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為道員，在吏部走了門路，分發江南候補。那時的兩江總督是曾國藩，當洪楊初平時，怕功高震主，決定急流勇退，遣散湘軍，扶植李鴻章的淮軍來替代，所以趙繼元一到江寧「稟到」，便派他一個極重要極肥的差使：兩江軍需總局坐辦。趙繼元凡事自作聰明，自恃有妹夫李鴻章作靠山，在曾國藩以後歷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李宗羲、沈葆楨，都不大能指揮得動他，沈葆楨病歿，繼任劉坤一，資格比較淺，就更不在他眼裡了。
除了趙繼元，對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從的盛宣懷等人，劉坤一亦耿耿於懷，久已想動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劉瑞芬及上海製造局總辦李興銳「調看該局賬目，逐款嚴查」。
劉瑞芬是安徽貴池人，出身是個秀才，同治元年從李鴻章援滬，主管軍械的採購與轉運，以軍功保到道員，曾經督辦淞滬厘金，署理過兩淮鹽運使，是淮軍系統中很重要的文官。
劉瑞芬跟李鴻章的關係很密切，但奉命查辦此案，卻很認真，因為他為人比較正派，看不起盛宣懷那種奸詐取巧的小人行徑，加以劉坤一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將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確實，他會另外派人再查：「那時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別怪我。」
其實盛宣懷搞的那套把戲，知道的人很多，劉瑞芬即令想為他掩飾也辦不到，及至調出賬目來一看，疑問到處都是。劉瑞芬為了慎重起見，特為找了幾個內行朋友來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應春。
「賬本說商股只有四萬多銀子，可是盛杏蓀當時具稟兩江，說『已於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議，即於十九日付給定銀二十萬兩』，這二十萬兩銀子是哪裡來的？」
「根本沒有這回事。」古應春說，「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話。」
光緒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