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您是怎麼知道這本書出版的（指艾著《最後的儒家》一書——整理者)？就是說，您的一位老朋友，是這個……
梁：有一個姓朱的，是吧？
艾：對，有一位姓朱的，他當過我的學生，他給我打電話，說您知道有這件事情，那是怎麼知道的，是國內有這本書呢，還是國外……
梁：朋友給寄來。
艾：從美國寄來的？
梁：是，有一位姓胡的，叫胡石如。
艾：因為他也是給我寫信了，您記得，他是當年20年代北大的學生還是……
梁：我記不清楚，他對我很熟，我對他不那麼熟。
艾：三個月以前，我在什麼報紙看到您的照片，剛剛要搬進來的時候，是香港《大公報》的記者來採訪您，還是……
梁：記者來，他有一個中國新聞社的記者，來三個人看我。
艾：那我自己不是記者，假如我將來再寫什麼文章，我是先把稿子寄給您過目……
梁：好，這樣好。
艾：我還不知道是在哪一種刊物、雜誌，還是要看報紙、雜誌的主筆的興趣。
梁：對。
艾：我是在研究您生平的時候，旁邊好幾位當過您的學生，或者在山東鄒平的時候工作過，不知道最近有沒有與您聯絡。香港有一位也是姓胡……
梁：對，胡時三；胡應漢，號時三。
艾：哦，是。我差不多十年前去香港的時候，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去拜訪了他，他也給我很多寶貴的資料。這個還有一位姓王，王少商（音同），是在廣州第一中學時候的學生。
梁：對。
艾：還有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也是與您有關係的。
梁：有關係。
艾：美國還有一位姓張，也是參加當年鄉村建設運動的，不過是在定縣那邊工作，他是在美國一個大學，最近幾年我不知道，我沒有跟他聯絡了。台灣有一位周紹賢，他還是非常非常佩服您了，出版了一些文章。最近台灣一家報紙把我的一篇關於您的文章，翻譯成中文出版了，因為他們只把幾部分翻譯成中文，看起來不夠有系統，周先生也是寫了一篇文章，批評我的文章。
梁：他們是發表在什麼刊物上？
艾：報紙，是《中國時報》。最近在香港，好像也有兩三次，我看到您的消息。
梁：他們來訪問我，同我來談話。
艾：最近幾十年呢，我知道，您是在政協那邊……
梁：一直都在政協。
艾：那您還是在寫東西，或者……
梁：前些年嘛寫東西，近來就很少寫了。前些年嘛，主要就是寫一個長的文章，叫《人心與人生》。
艾：您是好久以前就開始寫。
梁：對，這篇文章相當長，寫下來就用了三本，另外有一個短的，講中國的老子、孔子跟印度的佛教，講三家的。這個講三家的，沒有《人心與人生》那麼長，比較扼要。
艾：都還沒出版吧？
梁：都沒有。在過去，現在好一點，過去政府有一種統治思想，不能夠隨便發表。
艾：這是不是因為「四人幫」的……
梁：不完全是他們的關係。過去很多年是這個樣子的，現在比較好，比較放寬些了。我為了取得領導上的同意，能夠讓我的著作出版，我把自己一篇不是太長的文章送去給領導，送去給政協。這篇不太長的文章大概有一萬多字，一萬一二千字，這篇文章是這樣一個題目：《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拿這篇文章請他們看，我意思就是說這篇文章可以代表我的思想了，為了領導上看的時候方便，那個大部頭的、一共有三本的太費時間，所以我拿這篇文章去請他們看，我的意思是請他們審查的意思。他們在政協，政協的主席是鄧小平，鄧本人太忙了，送給政協本來是給他看的，但是他太忙了，沒有時間看。他交給一個副秘書長看，這個副秘書長看過了，副秘書長對我說，領導交給他看，他看過了，他簽注了一點意見，又交回去，領導上還沒有發下來。
艾：仍在等這個……
梁：是，官場辦事效率不高。
艾：是，我們美國也是這樣子。
梁：所以呀，我是催，把那個東西還給我，看過這個文章的那個副秘書長告訴我，「你不要急，這篇文章也是好多頁的，放在哪兒，找不著」。好像文件很多，轉來轉去，找不著。
艾：那有沒有存底呀？
梁：當然我有。
艾：中國現在有沒有複印的機器？
梁：有。
艾：不太普遍吧？
梁：不太普遍。
艾：這個樣子比較糟，如果有複印機……
梁：就好了。
艾：我起碼代表美國的學術界，很渴望有機會看看您最近的著作，希望不久的將來會有機會。我的以前一個同事，伯克萊大學的一位中國人，杜維明，在美國也算是研究孔教的。
梁：他來看我了。
艾：他來過了？他來中國以前，他已經跟我講會看您的。他有沒有提到我？因為正好他離開時，就是接待單位的問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他說也許北師大會擔任我的接待單位，結果沒有與我聯絡，所以我以為沒有辦法，結果才麻煩您，跟政協聯絡……
梁：還是通過政協好，那個杜維明嘛，他來看過我，他來後把他寫的東西、著作留給我看，給我留下的是中文的，關於王陽明的。他現在去敦煌了吧？
艾：哦，去敦煌了？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梁：去敦煌看那個古代的……
艾：他最近幾年是在研究朱熹的問題。因為我們都是哈佛大學博士，不過他比我早，我們十多年前已經認識了，您有沒有機會看看西方關於中國哲學的作品、著作？
梁：我看西文很費力，所以叫朋友替我看。
艾：幾本書不容易翻了。
梁：替我看完以後，他替我說一說。
艾：我的中國朋友說，可能會把它（指艾著《最後的儒家》一書——整理者）翻成中文，我想不容易。給西方人看，算是很容易、很清楚、很生動的，翻成中文相當難了。尤其是比較微妙的含義，不太容易表達出來，這是個問題。我已經知道，周紹賢已經出版的文章，他不大同意我的最基本的關於您的觀點。我覺得，是因為我們西方人研究中國問題與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所用的辦法很不同。周先生做過您的學生，立場也不同，所以我加以一點批評味兒的，周先生一定就……對中國人來說，西方人的分析法是比較奇怪的，比較不習慣的。梁老先生是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也許您知道西方、東方學術界所用的辦法、分析法有不同……。我不知道，您說是有朋友把幾本書的幾部分翻給您聽？
梁：他口頭上講給我聽。
艾：我不敢保證他們翻得怎麼樣了，說不定是把一些意思弄錯了。不過，大體上您有沒有什麼反應啊？
梁：沒有啥。
艾：沒有什麼反應？
梁：我的意思啊，我們彼此談話，我還是希望你了解我的思想的根本，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能夠對我的根本的思想——就是對佛家跟儒家多了解，比什麼都好，比了解我的過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我希望於你的，就是多了解儒家，多了解佛家，我願意把我所懂得的儒家跟佛家說給你聽。我的意思是把我們的談話重點放在這個地方，而不是重在我個人的事情。因為佛家的跟儒家的是我的根本，所以如果了解這個根本，是最好，最要緊。不但是我期望於你，並且我是期望歐美人能夠多了解這兩家，一個儒家，一個佛家。
艾：梁先生，您現在年紀很大了，就是說，對佛教、佛學的興趣有沒有好像恢複了或者增加了，就是說，這個「五四」時代，您就好像是放棄了佛學而轉入儒學。
梁：那個都不大相干，說放棄，也沒有放棄，不過是，原來想出家做和尚，把這個「出家做和尚」放棄了，在思想上還是那樣。
艾：啊，現在明白一點。其實我書里也是這麼寫的，就是說您不是完全放棄，不過覺得目前的問題不太需要佛學，比較需要儒學。因為這個關係，您就開始研究儒家。
梁：我說明我自己啊，我是年紀很小，比如說十六七歲就想出家為僧。
艾：這我弄錯了。是真正要做和尚，而不是要做居士。
梁：嗯，不是。真正要出家為僧。那麼這個志願到了29歲才放棄這個念頭，不出家了。出家當和尚不能娶妻子，可是一個人呢，他不單是一個有頭腦、有思想的，他還脫離不開身體，假定啊，如果真是從自己的當初的那個志願，很早就出家到廟裡去了，大概也沒有什麼問題，也可能很相安，可能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沒有很早的出家，就被蔡元培先生拉去，在北京大學要我講哲學。走上這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