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獨尊和道家的復興
漢朝不僅在年代上繼承秦朝，而且在許多方面也是繼承秦朝。它鞏固了秦朝首次實現的統一。
統一思想
為達到鞏固統一的目的，秦採取了許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統一思想的政策。秦統一六國之後，丞相李斯上書始皇帝，說；「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 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史記·李斯列傳》)
然後他提出極端嚴厲的建議：一切史記，除了秦記。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獻，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都應當送交政府燒掉。至於任何個人若想求學，他們都應當「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議，於公元前213年付諸實施。這雖然是徹底掃蕩。實際上卻不過是長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邏輯的應用而已。韓非早已說過：「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
李斯建議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歷史，一個思想。所以醫藥之類實用方技之書免於焚燒，用我們現在的話說，是因為它們是技術書籍，與「意識形態」無關。
可是，正是秦朝的殘暴促使它迅速垮台，漢朝繼之而興，大量的古代文獻和「百家」 著作又重見天日。漢朝統治者們雖然不贊成其前朝的極端措施，可是他們也感到，如果要維持政治上的統一，還是一定要統一帝國內的思想。這是統一思想的第二次嘗試，是沿著與秦朝不同的路線進行的。
漢武帝(公元前140一前87年在位)進行了這一番新的嘗試。他在進行中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對策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他在對策的結論中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採納了這個建議。正式宣布儒學為國家官方學說，六經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當然，儒家要鞏固這個新獲得的地位，需要用相當時間從其他對立的各家中擇取許多思想，從而使儒學變得與先秦儒學很不相同。前一章我們已經講到，這個折中混合的過程是怎樣進行的。而且自從武帝以後，政府總是使儒家比別家有更好的機會來闡發他們的學說。
董仲舒所說的大一統原則，也在《春秋公羊傳》中討論過。《春秋》第一句是：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的解釋中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據董仲舒和公羊學派說，這個大一統，就是孔子作《春秋》時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訂的綱領之一。
武帝根據董仲舒建議而實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議的措施，要積極得多，也溫和得多，雖然兩者的目的同樣地在於統一整個帝國的思想。漢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樣不加區別地禁絕一切學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領域的真空，而是從「百家」 之中選出一家，即儒家，給予獨尊的地位，作為國家的教義。還有一點不同，漢朝的措施沒有頒布對於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罰。它僅只規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須學習六經和儒學。以儒學為國家教育的基礎，也就打下了中國的著名的考試製度的基礎，這沖制度是用於擴充政府新官員的。這樣一來，漢朝的措施實際上是秦朝的措施與以前的私學相調和的產物。這種私學，自孔子以後越來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國第一個私學教師，現在變成了中國第一個國學教師。
孔於在漢代思想中的地位
這樣做的結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就變得很高了。大約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文獻，名叫「緯書」。緯，是與經相對的，譬如織布，有經有緯。漢朝許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經，還有些意思沒有寫完，他們以為，孔子後來又作了六緯，與六經相配，以為補充。所以，只有六經與六緯的結合，才構成孔子的全部教義。當然，這些緯書實際上都是漢朝人偽造的。
在緯書中，孔子的地位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緯，名叫《漢含孳》，寫道：「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製法。」另一篇春秋緯，名叫《演孔圖》，說孔子是黑帝的兒子，還列舉了孔子生平的許多奇蹟。這都是荒誕的虛構。這些緯書把孔子說成超人，說成神，能預知未來。這些說法若真正統治了中國，孔子的地位就類似耶穌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後，儒家中具有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頭腦的人，針對這些關於孔子和儒學的「非常可怪之論」，提出了抗議。他們認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個聖人。孔子既沒有預知有漢、更沒有為任何朝代製法。他不過繼承了過去的偉大傳統的文化遺產，使之具有新的精神，傳之萬世罷了。
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之爭
儒家中的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為古文學派。這個學派的得名，是由於它聲稱擁有 「秦火」焚書之前密藏的經書，都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相對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稱為今文學派．其得名是由於所用的經書是用漢朝通行的字體書寫的。
這兩個學派的爭論，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爭論之一。這裡不必詳說。這裡必須說的只有一點。就是古文學派的興起，是對於今文學派的反動，也是革命。西漢末年，古文學派得到劉歆(公元前約46年一公元23年)的支持。劉歆是當時最大的學者之一。由於他全力支持古文學派，到了後來，今文學派的人就攻擊他一手偽造了全部古文經，這是很冤枉的。
近年來，我看出這兩派的來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兩派。今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繼續，古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現實派的繼續。換句話說，今文學派出於孟子學派，古文學派出於荀子學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這一段話，現代學者長期困惑莫解。《中庸》據說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里，在《孟子》里，都沒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里，還是有這樣的話：「國家將興，必有幀樣；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子》里也這樣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公孫丑》下)這些話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門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相信天人感應和歷史循環。我們會想起，這些學說在陰陽五行家中都是很顯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與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聯繫，那麼，上述的荀子對子思、孟子的非議就更加有意義了。因為董仲舒觀點的原型如果真的出於孟子一派，則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新發展，根據董仲舒來判斷孟子，則孟子也的確可以說是「僻違」而「幽隱」了。
這個假說，還有事實可以增加它的力量。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為《春秋》是孔子所作，都特別重視《春秋》。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孟子的說法是，孔子作《春秋》，是作天子所作的事。從這個說法，很容易得出董仲舒的說法，說是孔子果真受天命為天子。
還有一個事實，就是董仲舒闡明他的人性學說時，總是毫不隱諱地拿它與孟子的人性學說作比較。在前一章已經指出，二人的人性學說的不同。實際上只是用語的不同。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假說，認為今文學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繼續，那麼就只有假定古文學派是儒家現實派即荀子一派的繼續，才合乎道理。正因為如此，所以公元一世紀的古文學派思想家，都具有與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在這方面，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響，前面已經講過了)。
揚雄和王充
揚雄(公元前53一公元18年)，是古文學派成員，就是持有自然主義宇宙觀的實例。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滿了「反者道之動」的思想，這正是《老子》和《易經》的基本思想。
他還寫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擊陰陽家。當然，他在《法言》中也稱讚了孟子。不過這也無礙於我的假說，因為孟子雖有某些陰陽家的傾向，可是從未走到像漢代今文學派那樣的極端。
古文學派最大的思想家無疑是王充(27一約100年)，他以驚人的科學的懷疑精神，反對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論衡》。他談到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時寫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