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第一位教師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於魯國，位於中國東部的現在的山東省。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成員，宋國貴族是商朝王室的後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個朝代。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於政治糾紛已經失去貴族地位，遷到魯國。
孔子一生事迹詳見《史記》的《孔子世家》。從這篇世家我們知道孔子年輕時很窮，五十歲時進入了魯國政府，後來作了高官。一場政治陰謀逼他下台。離鄉背井。此後十三年他周遊列國，總希望找到機會、實現他的政治、社會改革的理想。可是一處也沒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後回到魯國，過了三年就死了。死於公元前479年。
孔子和六經
前一章說過，各家哲學的興起，是與私人講學同時開始的。就現代學術界可以斷定的而論，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學生的人，他周遊列國時有大批學生跟隨著。照傳統說法、他有幾千個學生，其中有幾十人成為著名的思想家和學者。前一個數目無疑是太誇大了，但是毫無問題的是，他是個很有影響的教師，而更為重要和獨一無二的是，他是中國的第一位私學教師。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在《論語》里。他的一些弟子將他的分散的言論編成集子，名為《論語》。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創建人。前一章提到，劉歆說儒家「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六經就是《易》、《詩》、《書》、《禮》、《樂》(今佚)、《春秋》(魯國編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訖於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這些經的性質由書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後來儒家的人解釋成形上學著作，其實本來是一部卜筮之書。
孔子與六經的關係如何。傳統學術界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六經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則認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禮》、《樂》的修訂者，《詩》、《書》的編者。
可是事實上，無論哪一經，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連編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許多方面他都是維護傳統的保守派。他的確想修訂禮樂，那也是要糾正一切偏離傳統的標準和做法，這樣的例子在《論語》中屢見不鮮。再從《論語》中關於孔子的傳說來看，他從來沒有任何打算，要親自為後代著作什麼東西。還沒有聽說當時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時代之後才發展起來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國的第一位私人教師，而不是中國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在孔子的時代以前已經有了六經。六經是過去的文化遺產。六經又叫做「六藝」，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數百年中貴族教育的基礎。可是大約從公元前七世紀開始，隨著封建制的解體，貴族的教師們，甚至有些貴族本人，——他們已經喪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 ——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說過，他們這時靠教授典籍為生，還靠在婚喪祭把及其他典禮中「相禮」為生。這一種人就叫做「儒」。
孔子作為教育家
不過孔子不只是普通意義上的儒。在《論語》里他被描寫成只是一個教育家。從某種觀點看來，也的確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為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成人」(《論語·憲問》)，所以教給他們以經典為基礎的各門知識。作為教師，他覺得他的基本任務、是向弟子們解釋古代文化遺產。《論語》記載，孔子說他自己「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就是這個原故。不過這只是孔子的一個方面，他還有另一方面。這就是，在傳述傳統的制度和觀念時、孔子給與它們的解釋，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觀推導出來的。例如在解釋「三年之喪」這個古老的禮制時。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論語·陽貨》)換句話說，兒子的一生，至少頭三年完全依賴父母，因此父母死後他應當以同樣長的時間服喪，表示感恩。還有在講授經典時，孔子給與它們以新的解釋。例如講到《詩》經時，他強調它的道德價值，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這樣一來，孔子就不只是單純地傳述了，因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東西。
這種以述為作的精神，被後世儒家的人傳之永久，經書代代相傳時，他們就寫出了無數的註疏。後來的《十三經註疏》，就是用這種精神對經書原文進行注釋而形成的。
正是這樣，才使孔子不同於當時尋常的儒，而使他成為新學派的創建人。正因為這個學派的人都是學者同時又是六經的專家，所以這個學派被稱為「儒家」。
正名
孔子除了對經典作出新的解釋以外，還有他自己的對於個人與社會，天與人的理論。
關於社會，他認為，為了有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最重要的事情是實行他所說的正名。就是說，「實」應當與「名」為它規定的含義相符合。有個學生問他，若要您治理國家。先做什麼呢？孔子說；「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又有個國君問治理國家的原則，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換句話說，每個名都有一定的含義，這種含義就是此名所指的一類事物的本質。因此，這些事物都應當與這種理想的本質相符。君的本質是理想的君必備的，即所謂「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於實，於名，都是真正的君。這就是名實相符。不然的話，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們稱他為君。在社會關係中，每個名都含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君、臣、父、子都是這樣的社會關係的名，負有這些名的人都必須相應地履行他們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孔子正名學說的含義。
仁、義
關於人的德性，孔子強調仁和義，特點是仁。義是事之「宜」，即「應該」。它是絕對的命令。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必須為做而做，因為做這些事在道德上是對的。如果做這些事只出於非道德的考慮，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這種行為也不是義的行為。用一個常常受孔子和後來儒家的人蔑視的詞來說，那就是為「利」。在儒家思想中，義與利是直接對立的。孔子本人就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里仁》)在這裡已經有了後來儒家的人所說的「義利之辨」，他們認為義利之辨在道德學說中是極其重要的。
義的觀念是形式的觀念，仁的觀念就具體多了。人在社會中的義務，其形式的本質就是它們的「應該」，因為這些義務都是他應該做的事。但是這些義務的具體的本質則是「愛人」，就是「仁」。父行父道愛其子，子行子道愛其父。有個學生問什麼是仁，孔子說：「愛人」(《論話·顏淵》)。真正愛人的人，是能夠履行社會義務的人。所以在《論語》中可以看出，有時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種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總和。所以「仁人」一詞與全德之人同義。在這種情況下。「仁」可以譯為pe rfectvirtue(全德)。
忠、恕
《論語》記載：「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 孔子又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 (《論語·雍也》)
由此看來，如何實行仁，在於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話說，「己之所欲。亦施於人」，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稱之為「忠」，即 「盡己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稱之為您，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的這兩個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實行仁的方法)。
後來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此字無：ocr）矩之道」。就是說，這種道是以本人自身為尺度，來調節本人的行為。公元前三、二世紀儒家有一部論文集名叫《禮記》，其中有一篇《大學》，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系矩之道。」《禮記》另有一篇《中庸》，相傳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其中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所求乎子，以事父。…… 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大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不論在哪個方面，決定行為的「系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東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時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會中的責任和義務，這就包括了義的性質。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開端和終結。《論語》有一章說：「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每個人在自己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