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背景
在前一章我說過，哲學是對於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時候，人們常常受到生活環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環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學也就有特定的強調之處和省略之處，這些就構成這個哲學的特色。
就個人說是如此，就民族說也是如此。這一章將要講一講中華民族的地理、經濟背景，以便說明，一般地說中國文化，特殊地說中國哲學，如何成為現在這樣，為什麼成為現在這樣。
中華民族的地理背景
《論語》說：「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雍也》)讀這段話，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著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的不同。
中國是大陸國家。古代中國人以為，他們的國土就是世界。漢語中有兩個詞語都可以譯成「世界」。一個是「天下」，另一個是「四海之內」。海洋國家的人，如希臘人，也許不能理解這幾個詞語竟然是同義的。但是這種事就發生在漢語里，而且是不無道理的。
從孔子的時代到上世紀末，中國思想家沒有一個人有過到公海冒險的經歷。如果我們用現代標準看距離，孔子、孟子住的地方離海都不遠，可是《論語》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話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論語·公冶長》)仲由是孔子弟子，以有勇聞名。據說仲由聽了這句話很高興。只是他的過分熱心並沒有博得孔子喜歡，孔子卻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話，同樣也簡短。他說：「觀于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孟子·盡心上》)孟子一點也不比孔子強，孔子也只僅僅想到「浮於海」。生活在海洋國家而周遊各島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力士多德該是多麼不同！
中華民族的經濟背景
古代中國和希臘的哲學家不僅生活於不同的地理條件，也生活於不同的經濟條件。由於中國是大陸國家，中華民族只有以農業為生。甚至今天中國人口中從事農業的估計佔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農業國，土地是財富的根本基礎。所以貫串在中國歷史中、社會、經濟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總是圍繞著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這樣一種經濟中，農業不僅在和平時期重要，在戰爭時期也一樣重要。戰國時期 (公元前480一前222年)，許多方面和我們這個時代相似，當時中國分成許多封建王國，每個國家都高度重視當時所謂的「耕戰之術」。最後，七雄之一的秦國在耕戰兩方面都獲得優勢。結果勝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國，從而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統一。
中國哲學家的社會、經濟思想中，有他們所謂的「本」「末」之別。「本」指農業， 「末」指商業。區別本末的理由是，農業關係到生產，而商業只關係到交換。在能有交換之前，必須先有生產。在農業國家裡，農業是生產的主要形式，所以貫串在中國歷史中，社會、經濟的理論、政策都是企圖「重本輕末」。
從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輕視。社會有四個傳統的階級，即士、農、工、商，商是其中最後最下的一個。士通常就是地主，農就是實際耕種土地的農民。在中國，這是兩種光榮的職業。一個家庭若能「耕讀傳家」，那是值得自豪的。「士」雖然本身並不實際耕種土地，可是由於他們通常是地主、他們的命運也繫於農業。收成的好壞意昧著他們命運的好壞，所以他們對宇宙的反應，對生活的看法，在本質上就是「農」的反應和看法。加上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就有表達能力，把實際耕種的「農」所感受而自己不會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這種表達採取了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的形式。
「上農」
公元前三世紀有一部各家哲學的撮要彙編《呂氏春秋》，其中一篇題為《上農》。在這一篇里，對比了兩種人的生活方式：從事「本」業的人即「農」的生活方式，和從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農很樸實，所以容易使喚。他們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他們的財物很複雜，很難搬動，所以一旦國家有難，他們也不棄家而逃。另一方面，商的心腸壞，所以不聽話。他們詭計多，所以很自私。他們的財產很簡單，容易轉運，所以一旦國家有難，他們總是逃往國外。這一篇由此斷言，不僅在經濟上農業比商業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農也比商高尚。「上農」的道理也就在此。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們的生活方式受其經濟背景的限制；他對農業的評價則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時代經濟背景的限制。
從《呂氏春秋》的這種觀察，我們看出中國思想的兩個主要趨勢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們是彼此不同的兩極，但又是同一軸桿的兩極。兩者都表達了農的渴望和靈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反者道之動」
在考慮這兩家的不同之前，我們先且舉出一個這兩家都支持的理論。這個理論說，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任何事物，發展到了一個極端，就反向另一個極端；這就是說，借用黑格爾的說法。一切事物都包含著它自己的否定。這是老子哲學的主要論點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釋的《易經》的主要論點之一。這無疑是受到日月運行、四時相繼的啟發，農為了進行他們自己的工作對這些變化必須特別注意。「易傳」說：「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繫辭傳》下)又說：「日盈則仄，月盈則食。」(《豐卦·辭》)這樣的運動叫做「復」。《復卦·辭》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老子》也有相似的話： 「反者道之動。」(《老子》第四十章)
這個理論對於中華民族影響很大，對於中華民族在其悠久歷史中勝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許多困難，貢獻很大。由於相信這個理論。他們即使在繁榮昌盛時也保持謹慎，即使在極其危險時也滿懷希望。在前不久的戰爭中，這個思想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種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絕大多數人還是懷著希望度過來了、這種希望表現在這句話里：「黎明即將到來」。正是這種「信仰的意志」幫助中國人民度過了這場戰爭。
這個理論還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論據，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贊成、道家的人也一樣贊成。「毋太過」歷來是兩家的格言。因為照兩家所說，不及比太過好，不做比做得過多好。因為太過和做得過多、就有適得其反的危險。
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是因為它們所理性化的、或理論地表現小農的生活的方面不同。小農的生活簡樸，思想天真。從這個方面看問題，道家的人就把原始社會的簡樸加以理想化，而譴責文化。他們還把兒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而鄙棄知識。《老子》說：「小國寡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第八十章)這不正是小農國家的一幅田園畫嗎？
農時時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們讚美自然，熱愛自然。這種讚美和熱愛都被道家的人發揮到極致。什麼屬於天，什麼屬於人。這兩者之間，自然的、人為的這兩者之間。他們作出了鮮明的區別。照他們說，屬於天者是人類幸福的源泉，屬於人者是人類痛苦的根子。他們正如儒家的萄子所說，「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道家的人主張，聖人的精神修養，最高的成就在於將他自己跟整個自然即宇宙同一起來，這個主張正是這個思想趨勢的最後發展。
家族制度
農只有靠士地為生，土地是不能移動的，作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除非他有特殊的才能。或是特別地走運，他只有生活在他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他的子子孫孫續繼生活的地方。這就是說，由於經濟的原因，一家幾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這樣就發展起來了中國的家族制度，它無疑是世界上最複雜的、組織得很好的制度之一。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制度合理，或者是這種社會制度的理論說明。
家族制度過去是中國的社會制度。傳統的五種社會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有三種是家族關係。其餘兩種，雖然不是家族關係，也可以按照家族來理解。君臣關係可以按照父子關係來理解，朋友關係可以按照兄弟關係來理解。在通常人們也真地是這樣來理解的。但是這幾種不過是主要的家族關係，另外還有許許多多。公元前有一部最早的漢語詞典《爾雅》，其中表示各種家族關係的名詞有一百多個，大多數在英語里沒有相當的詞。
由於同樣的原因，祖先崇拜也發展起來了。居住在某地的一個家族，所崇拜的祖先通常就是這個家族中第一個將全家定居此地的人。這樣他就成了這個家族團結的象徵，這樣的一個象徵是一個又大又複雜的組織必不可少的。
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社會制度合理，或者是這種制度的理論說明。經濟條件打下了它的基礎，儒家學說說明了它的倫理意義。由於這種社會制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