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大英雄的時代，即是產生大叛徒的時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誠，就有多少鮮廉寡恥的叛賣。將領與將領的思想交鋒中，王耀武不是勝者。陳毅向真理低頭，卻從不向困難低頭。孔荷寵沒有龔楚幸運，卻幸運地早早結束了吞噬靈魂的痛苦。
今天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7000萬黨員。新發展一名新黨員，要經過嚴格的手續和複雜的程序。本人申請，組織核准為發展對象，然後檢驗申請人平時表現，入黨動機，申請人對黨的性質、指導思想、綱領、路線的認識；對黨員的基本條件、權利和義務的理解；然後是上級組織發公函對家庭情況外調，支部大會審議，介紹人談被介紹人基本情況和培養過程，支部大會討論，舉手表決，形成決議報上級黨委審批，預備期從支部大會通過之日算起……為了讓各級黨組織嚴格履行組織手續，把好關，組織部門編寫了一本又一本發展新黨員的說明。
國防大學副教育長譚恩晉談起來感慨萬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黨時，就是一個晚上被叫到城牆根底下，只問了我一句：『咱不怕死？』我說：『不怕！』負責發展黨員的那位同志說：『好，從現在開始，你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那個年代令聽者，說者，都很感慨。
當時的回答沒有今天這麼複雜。只須：怕，或是：不怕。
雖很簡單，卻很嚴酷。確是一句頂一萬句。
這是面臨十字路口的抉擇，把生命和熱血留給自己還是交給黨的抉擇。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麼美好。還有什麼比生死考驗更大的考驗呢？
共產黨人的隊伍曾經出現過兩次大的動搖與叛變。
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一次就是1934年紅軍長征。
「四一二」「清黨」，「寧可錯殺，不可錯放」，共產黨人橫屍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肖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陳喬年、張太雷等多名領導人相繼遇害。嚴酷的白色恐怖中，組織被打散，黨員同黨組織失去聯繫；彷徨動搖者紛紛脫黨，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並帶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後，共產黨再次面臨著這樣的局面。
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紅十軍團長劉疇西、中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等人，被敵人捕獲槍殺。中華蘇維埃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等人，在戰場上犧牲。
新中國同齡人都記得這三部作品：方誌敏的《可愛的中國》、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劉伯堅的《帶鐐行》，都是他們在鐵窗中對中國命運的思索。
是文學，也是歷史，更是一腔熱血。
國民黨南昌行營有如下記載：
「截止本月底（註：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軍先後在於都、會昌俘紅軍六千餘人，步槍手槍兩千餘支，機關槍五十餘挺。在瑞金俘紅軍三千餘人，掘出埋藏步槍身八千支，機關槍二百餘挺，炮身十餘門，迫擊炮十餘門，圖書三十餘箱，銅錫兩百餘擔。」
比犧牲更加嚴重的是叛變。
最先是被蔣介石稱為「紅軍瓦解先聲」的孔荷寵叛變。
孔荷寵是湖南平江人，參加過湘軍，1926年入黨，先是搞農民運動，後組織農民武裝，任游擊隊大隊長、湘贛邊游擊縱隊司令。參加平江起義後任紅五軍第一縱隊隊長，紅軍獨立第一師師長、紅十六軍軍長，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革軍委委員，出任湘鄂贛邊區總指揮兼紅十六軍軍長。1932年因犯盲動主義錯誤受到朱德批評，被撤銷職務，入紅軍大學學習。1933年調中央動員部工作。1934年7月利用去外地巡視工作之機叛逃。
叛逃後他供出了湘鄂贛邊區中共、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組織情況，幫助國民黨軍制訂「圍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計畫，特別是他提供的中央機關在瑞金駐地，為國民黨空軍轟炸提供了準確情報。後來他被委為「特別招撫專員」。1935-1937年間，組織便衣別動隊，專門襲擊紅軍游擊隊。
孔荷寵的叛變沒有成為紅軍瓦解的先聲，但的確成為了一連串投敵叛變的先聲。
中央紅軍長征後，蘇區先後出現閩北分區司令員李德勝叛變，瑞金紅軍游擊司令部政委楊世珠叛變，閩贛分區司令員宋清泉叛變，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分區政委陳洪時叛變，閩浙贛省委書記兼閩浙贛分區司令員曾洪易叛變，贛粵分區參謀長向湘林叛變，閩贛分區政治部主任彭祜叛變，紅十軍副軍長倪寶樹叛變。
這些叛徒在叛變前，雖各有各的方式和嘴臉，但往往都很「左」。
孔荷寵對讓他去紅大學習非常不滿，他說誰還不會打仗，用幾挺機關槍就能堅持到底，什麼正規訓練和戰略戰術，都是一派胡言。
向湘林則常對周圍人說：「中央蘇區失敗了，我們在這山裡打埋伏可恥，不如出去拼個痛快，拼掉他幾個算幾個。」他在游擊區還搞正規化，恢複分區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盤作業，每天早上吹號集合出操，晚上吹號集合點名。這一套馬上引起敵人注意，派來重兵清剿，弄得部隊天天轉移。陳毅找他談話，他還振振有詞：「紅軍主力說不定明天就會打回來，我們應該集中兵力與國民黨決一死戰。」
敵人真的來了，他沒有決一死戰。
很左的人一瞬間突然變得很右，中國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
所有叛變中，最為嚴重的還是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的叛變。
龔楚是廣東樂昌人，1924年在廣州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比孔荷寵資格更老。
龔楚還可以與彭湃、毛澤東相比，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從事農民運動的領導者之一，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廣東區委派遣，赴省農民協會從事農運工作，後來又回到自己的家鄉樂昌，1926年5月任共青團樂昌特支書記。因龔楚進過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任過粵軍連長，有軍事工作經驗，又成為樂昌縣農民自衛軍的指揮者。1927年2月中共樂昌支部成立，龔楚理所當然地擔任了書記，成為在該地區有重要影響的共產黨人。1927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軍余部輾轉於粵北想進入湖南，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員，就是龔楚。
朱德回憶說：「我們脫離范部，從韶關北上，計畫去湘南找一塊根據地。這時龔楚已來到我們部隊，便由他引路帶我們到了宜章縣的楊家寨子。」
井岡山鬥爭時期，又有軍民運動經驗、又有軍事工作經驗的龔楚，成為紅四軍前委委員、二十九團黨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紅軍中也算屈指可數。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紅四軍軍委：「前敵委員會，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組織之：澤東、朱德、陳毅、龔楚、喬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農民同志一人組織之。前委書記由澤東擔任，常務委員會由三人組織：澤東、朱德、龔楚。」
這就是龔楚當時的地位。有一段時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給紅四軍前委的信都是稱「朱毛龔」的。
龔楚在井岡山時期與毛澤東、朱德建立了很深的關係，百色起義時又與鄧小平建立了很深的關係。
1929年5月龔楚被任命為中共廣西前委委員，1929年12月參加廣西百色起義。起義後即宣布成立紅七軍，軍長張雲逸，政治委員鄧斌——即鄧小平，參謀長龔鶴村——即龔楚。紅七軍轄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個師，十九師戰鬥力最強，龔楚兼任師長，鄧小平兼任政委。由於龔楚是從井岡山過來的，熟知紅軍的建軍經驗及政治工作制度，給紅七軍的建設的確帶來不小幫助。龔楚後來擔任的職務也閃閃放光：繼李明瑞之後任紅七軍軍長，然後是粵贛軍區司令員、紅軍總部代總參謀長、贛南軍區司令員。紅軍主力長征後，陳毅起初連個明確的職務都沒有，龔楚卻出任了中央軍區參謀長。
這樣一個人物的叛變，對紅軍長征後中央蘇區留守力量的嚴重影響也可想而知。龔楚的叛變出現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紅軍去湘南開展游擊戰爭。5月在湖南郴縣黃茅地區遭到粵軍襲擊，就叛變投敵。陳濟棠給他一個少將「剿共游擊司令」，調一支四十多人的衛隊歸他指揮，要他到贛粵邊去誘捕項英、陳毅。
龔楚將自己的叛變隱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衛隊扮成紅軍游擊隊，在北山龍西石地區和粵軍余漢謀一支部隊假打一陣，「擊潰」了「敵人」，在龍西石出了名。賀子珍的哥哥、北山游擊大隊大隊長賀敏學原來是中央軍區司令部的科長，聽說老首長龔楚參謀長拉起了游擊隊伍，便趕緊派人去聯繫。
龔楚說，他需要馬上見到項英、陳毅，接他們去湘南加強領導。中共贛粵邊特委機關後方主任何長林等人熱情幫忙，建議龔楚寫一封信給項、陳。信寫好後，何長林也在上面簽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