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也要打假。由於博古的苦衷，李德扮演起現代鍾馗。第五次「圍剿」蔣介石三遇其險，最傷心處的打碎了毛福美的腌菜壇。一個前共產黨員攻佔紅都瑞金。出髮長征的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了最深重的苦難，也是最耀眼的輝煌。
第五次「圍剿」，是蔣介石準備最充分的一次「圍剿」。
調集的兵力最多。用兵100萬，幾乎是傾全國之兵。其中用於中央蘇區50萬。各地除留守部隊外，凡能機動的部隊都調來了，嫡系部隊更是傾巢而出。
準備的時間最足。1933年5月，蔣介石就在南昌成立了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7月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用兩個月時間分3批，將「圍剿」主力北路軍排以上軍官7500餘人全部輪訓一遍。9月18日輪訓結束，7天以後戰鬥發起。
戰略戰術研究最細。蔣介石在廬山反覆研究，顧問團的德國將校們也參與意見擬訂出一套全新的軍事方案，即以堡壘封鎖和公路切割為核心的持久戰與堡壘戰。其要旨是：「以守為攻，乘機進剿，主用合圍之法，兼采機動之師，遠探密壘，薄守厚援，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加上陳誠在廬山搞出來的「一個要訣」，「兩項要旨」，「三個口號」，「四大要素」，「六項原則」。
9月25日，「圍剿」軍事行動開始。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陳誠指揮三個師突然向黎川發動進攻。
陳誠的動作很快。
按照中革軍委的作戰方針，紅一方面軍1933年9月27日發布《關於殲滅黎川之敵後在撫河會戰給各兵團的行動命令》，計畫「首先消滅進逼黎川之敵，進而會合我撫西力量全力與敵在撫河會戰」。
但命令發布第二天，便丟掉了蘇區北大門黎川。9月28日凌晨，黎川被敵人佔領。
為恢複黎川，紅軍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戰鬥。彭德懷率主力應急返回，進攻硝石、黎川之敵；林彪也率主力攻擊和牽制南城、南豐之敵，保障彭德懷對黎川地區的進攻。
防守硝石的敵二十四師師長，即當年發動「馬日事變」的許克祥。
彭德懷連攻硝石數日，不克；林彪也未能擋住南城之敵東援。陳誠指揮李延年第九師、黃維第十一師、霍揆彰第十四師、李樹森第九十四師進抵硝石。蔣軍嫡系四個主力師的到來，迫使彭德懷於當晚撤出戰鬥。
黎川失守和三軍團攻硝石數日不克，使撫河會戰計畫告吹。林彪率一軍團攻資溪橋又數日不克，與敵人在資溪橋地區決戰的計畫也不得不放棄。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第一步，紅軍就喪失了主動權，陷入被動。
雖然都是過去的對手，但保守實力消極避戰現象和一味突擊狂躁輕進現象不再出現。敵人好像換了一批人：前進果斷且聯繫緊密；防守堅忍且增援及時。
敵人在變。
應該敵變我變。我們怎麼應變呢？
就在蔣軍軍事行動開始、陳誠向黎川進攻的9月25日，一個後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人到達中央蘇區。
他從何處來？真是來自共產國際嗎？他來幹什麼？他的到來，將給中國工農紅軍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僅僅為了弄清他的真實身份，就用掉中國共產黨人半個多世紀時間。
必須從更遠的源頭去追尋這一複雜線索。
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的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逮捕。審問結果，發現約瑟夫向馬來亞共產黨人轉遞的經費來自上海，其攜帶的文件中還有一個上海的電報挂號和郵政信箱。
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英國人高效率地作出了反映：立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租界警務處也迅速查實了兩處可疑地點：一處為上海四川路235號4室，房主是NoulensRueSg（諾倫斯·魯格），中文名牛蘭；其妻GertrudeRuegg（格特魯德·魯格）中文名汪得利昂，被稱為牛蘭夫人；夫妻倆持比利時和瑞士護照。
另一處為南京路49號30室，泛太平洋產業同盟駐上海辦事處，負責人也是牛蘭。
6月15日，牛蘭夫婦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逮捕。
由於事先毫無預兆，密碼和賬簿都來不及轉移，被租界當局如數繳獲。
確實是迅雷不及掩耳。
此即著名的牛蘭夫婦被捕案。
今天回顧這樁當年轟動整個東方的要案，應該嘆服共產國際秘密工作者的素質和紀律。上海租界當局從多方入手，卻無法查實牛蘭夫婦的真實身份。最後他們企圖從牛蘭一家人所操的語言上打開缺口，以證實嫌疑犯確實來自蘇聯，結果發現即使牛蘭夫婦當時年僅4歲的兒子吉米，也只會說德語。
幾十年時間過去，不要說當年租界當局的審訊者和後來國民黨政府的審訊者沒有搞清楚，就是知道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秘密工作人員的中國共產黨人，也一直不知道他們二人的真實姓名和經歷。
一直到20世紀末蘇聯解體、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大量秘密檔案被公布，牛蘭夫婦的兒子、年近70歲的吉米老人，才第一次將其父母的真實情況披露給世人。
牛蘭的真實姓名是雅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一個工人家庭，10歲失去父母。1914年畢業於基輔一所商業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作戰勇敢進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統治的鬥爭中開始革命生涯，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員，擔任「芬蘭團」政治委員，十月革命時率隊攻打冬宮。1918年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肅反委員會「契卡」，到歐洲數國執行任務，在法國被捕，被判處兩年徒刑。1924年刑滿返回蘇聯，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義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被共產國際定為派往中國的最佳人選，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開始全面負責中國聯絡站的工作。
牛蘭夫人的真實姓名是達吉亞娜·尼克萊維婭·瑪依仙柯，1891年出生於聖彼得堡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讀於當地的一所貴族學校，後來從事教師職業，專業是數理邏輯。其愛好廣泛，對語言的悟性極高，精通法語、德語、英語、義大利語，還研究過喬治亞語和土耳其語。1917年十月革命中加入布爾什維克，受共產國際委派，先後到土耳其、義大利、奧地利等國工作，1925年在維也納與牛蘭相識相戀，1930年初帶著兒子來到上海，協助丈夫工作。
這是一對經驗豐富的革命者。窮人家庭出身的魯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瑪依仙柯的結合，使他們對各種社會環境具有更大的適應性。
他們在上海要完成的任務集中歸結為三項：一是利用在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完成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黨的電報、信件、郵包的接收與中轉；二是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東方各國共產黨人辦理各種手續；三是利用公開渠道接收共產國際從柏林銀行轉來的款項，分發資助中國及東亞各國的革命運動。
即使外行人也能從以上任務得知：牛蘭夫婦負責的這個聯絡站，實際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和資金流的轉換樞紐。
正因關係重大，所以負責此事的人經驗必須十分豐富，行為必須分外謹慎。
牛蘭夫婦完全符合這一條件。他們二人都在多個國家工作過，在上海他們持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化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十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店鋪，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同時盡量避免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觸。牛蘭到上海最初一年多時間，不是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來於上海和歐洲疏通貿易渠道。後來夫婦二人搞了三家貿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會貿易公司」資金雄厚，信譽也好，在上海商圈裡口碑頗佳。如果不是遠在天邊的那個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約瑟夫違反規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電報挂號和郵政信箱，牛蘭夫婦在上海不會暴露。
牛蘭夫婦被捕和機構被破壞，使共產國際支援東方革命的信息、人員、資金轉運通道被切斷。
而且還禍不單行。
本來由於牛蘭夫婦堅守秘密工作制度，縱然通信密碼和資金賬簿被繳獲，但由於身份無法查實，工作性質也無法查實，租界當局幾乎無可奈何。上海本身就是「冒險家的樂園」，全世界各種投機者在此地使用各種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的人比比皆是，遍及租界內外，早已見怪不怪了。誰知道這對夫婦在為誰工作？是哪路人？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官員私下說：這個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也只好放人。
此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