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奮進又劇烈搖擺的船。被稱為蔣何的蔣軍與被稱為「朱毛」的紅軍在紅色根據地迎面相撞，皆是戰將如雲。建議碉堡政策圍困朱毛的並非德國顧問，而是朱德雲南講武堂丙班二隊的同學金漢鼎。
中國革命中最驚心動魄的搏擊，莫過於蔣介石的「圍剿」與毛澤東的反「圍剿」。
1927年4月12日得手以後，蔣介石沒有想到對付共產黨人還需要「圍剿」。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圍剿」。
後三次不得不親任總司令。連「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都無暇顧及。一心一意、專心致志地「先安內而後攘外」、「攘外必先安內」。
最後一次不得不動用其所能動用的全部力量。
直到被張學良「兵諫」於西安了，鬧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的局面，還感嘆最後就差兩個星期。
「剿共」不成，對蔣來說確實是痛惜之情溢於言表。
與共產黨的對抗最初卻頗為順利。從1926年「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他屢屢得手，沒有費多大的心思。
「中山艦事件」後，共產黨人被迫退出第一軍、退出國民黨中央，接受「整理黨務案」，全面退讓。
「四一二」，「清黨」，「寧可錯殺，不可錯放」，共產黨人更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動搖的紛紛脫黨，還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帶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戰友。
陳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員出賣而被捕。
趙世炎則被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帶領包探上門抓獲。
叛徒何芝華出賣羅亦農，僅為弄到一筆美金和兩張出國護照。
部分共產黨人的信仰在這個非常時刻，變得如此廉價。
也如此昂貴。
蔣介石几乎是不加懷疑地認為：共產黨垮掉了。當初他在黃埔軍校歸勸學生們信仰三民主義的時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厭其煩；現在面對潮水一樣的「投誠者」，他連見都不要見。
那是蔣總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緊接著海陸豐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黃麻起義、廣州起義又相繼被鎮壓，他更認為共產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基本被消滅，剩下鑽山為「匪」的小股隊伍已不足為患了。
於是他騰出手來，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張作霖、張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馮玉祥、閻錫山，三年時間用于軍閥混戰。
湖南總工會委員長、中共湖南省委代書記郭亮的頭顱被高懸在長沙城門口示眾之時，魯迅就說過：「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蔣介石不懂這些。所以他萬萬想不到，在其軍事力量空前壯大、政治權勢空前膨脹的這三年，那些被他驅趕到偏遠山區的星星之火，卻成為他真正的、最終的掘墓人。
最先驚醒他的，是計畫「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李立三。
李立三革命之堅決與脾氣之暴烈，盡人皆知。
1920年初赴法國勤工儉學，別人不願乾的爐前翻砂工，他干，出大力流大汗。師傅是法共黨員，21歲的李立三從師傅那裡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積极參加到學生運動和爭取華工權利的鬥爭之中，而且情緒激昂，感染力極強。提到反動勢力，就喊：「推翻！打倒！殺掉！」因敢闖敢拼，留法學生送他個綽號叫「坦克」。
1922年春節，李立三回家探親。其父李鏡蓉以為他剛剛從法國回到國內，便問：「你留學回來準備做什麼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產！」
李鏡蓉不知道，此時他的兒子正在安源路礦發動工人大罷工。
他聽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這純屬胡來！是自己找死！人家督軍有那麼多兵，那麼多槍，你們幾個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軍閥有槍，我們有真理，有人民，我們死了不要緊，犧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來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個春節在父子的爭吵中度過。
李鏡蓉後來逢人便說：「這個兒子是捨出去了，只當是沒生他吧！」
李鏡蓉害怕督軍的暴力。幾天前湖南勞工會領導人黃愛和龐人銓剛剛被趙恆惕殺害於長沙瀏陽門外。其實李立三也是一樣，如果沒有工人保護，李鏡蓉的這個兒子也必被舍在了安源。
當時安源煤礦總監工王鴻卿探知路礦俱樂部主任李立三是罷工首領，出600大洋找人刺殺李立三。工人們得知，從早到晚把李立三團團圍住，必須出面的時候，也總是跟隨幾十個工人把他圍在中間，談話超過十分鐘就動手把他擁起就走，使對方無條件下手。
李立三用暴力回應暴力。罷工談判最關鍵的階段，路礦當局完成「草約」十三條後又想耍弄陰謀。李立三站起來說，「我們讓步已到最大限度，當局接受此條件就復工，否則我就離開礦區，聽憑工人們自由行動。」路礦當局一聽「自由行動」，想必就是暴動。礦長李壽銓在日記里說：「事急如此，設有暴動，千數百萬之產業，即不能保……唯有姑訂條件開工以息其風。」
對安源罷工的勝利，劉少奇說「這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動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
這一勝利對全國工人運動影響巨大。京漢鐵路罷工失敗後，各地工會組織全遭封閉，被迫轉入地下，唯有組織嚴密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階級勢力強大，反動當局不敢貿然鎮壓。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說，安源路礦是碩果僅存的世外桃源。
李立三為中國工人運動作出重大貢獻。但他並不因此飄飄然。後來在給要求他留任俱樂部主任的工人們的一封信中，他說：「群眾終有力量，團結終有力量，個人決沒有力量。」「只要認識了社會主義，就不要認識哪個人了。」
成功的安源煤礦大罷工使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1924年末中國共產黨只有黨員900人，其中安源煤礦的黨員就達300人。
李立三1926年又到武漢領導工人運動。在武漢，船工出身的向忠發只是名義領袖，實際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當時人們說，只要向忠發、李立三一聲令下，武漢三鎮30萬工人要進可進，要退可退。
李鏡蓉少了一個叛逆的兒子，革命卻多了一員不妥協的猛將。
這員猛將對中國革命貢獻決不僅僅止於工人運動。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在「李立三」一條中評價說：「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並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
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第一槍的八一南昌起義，李立三決不僅僅是個參加者，更是這一起義的最早提出者。
大革命失敗後，他堅決主張用革命暴力回擊反革命暴力。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改組，陳獨秀停職，鮑羅廷指定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五人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職權。
開始並沒有南昌起義計畫。臨時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黨組織轉入地下和中央機關經九江撤退到上海。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書長鄧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時，考察利用張發奎的「回粵運動」打回廣東以圖再舉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後，三下兩下把籌劃撤退的任務變成了組織武裝起義。
7月20日，他與譚平山、鄧中夏等在九江舉行會議，認為依靠張發奎的「回粵運動」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粵成功，也由於我黨開始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同張發奎的破裂同樣不可避免。因此應該搞一個自己的獨立的軍事行動，「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在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
這是舉行南昌起義的最早建議。
第一次九江會議舉行前，中央已經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但如何武裝反抗，在何時、何地舉行何種起義，沒有進一步的計畫。李立三在這次會議上果斷提出南昌暴動，是一個不可抹殺的重大歷史功績。
會議一結束，李立三、鄧中夏立即上廬山，向剛剛到達的鮑羅廷、瞿秋白、張太雷彙報。
鮑羅廷沉默不表態。瞿秋白、張太雷則完全贊成。
此時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明那茲到漢口，漢口傳來要召開緊急會議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請準備去漢口開會的瞿秋白將此意見面告中央，請中央速作決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樣行動。他7月24日下山後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會議，決定葉、賀部隊於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然後再次電請中央從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