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不是孫中山選定的接班人，毛澤東也不是共產國際欽定的領導者。共產國際讓蔣介石作報告，卻給毛澤東發訃告。蔣介石辦雜誌，毛澤東辦報紙，皆由筆桿到槍桿。蔣介石以黃埔起家，毛澤東以井崗山起家。毛澤東通過槍杆子認識了蔣介石，蔣介石也通過槍杆子認識了毛澤東。
中國有句老話，叫時勢造英雄。
還應補充一句：「英雄仍須識時勢。」
1911年10月10日，孫中山乘火車，在從美國西海岸前往中部東部募捐途中。行前收到黃興從香港拍發的一封電報。因為密碼本已經放在行李中，無法取出譯電，所以直到在丹佛下車取出行李後，才知道電報內容。
黃興告之，武昌革命黨人呂志伊向香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並前往主持。」
疲憊的孫中山把電報輕輕撂到一旁。他一生不知領導了多少次革命黨人的武裝暴動和起義，但無一成功。一遍又一遍做的，是失敗後設法掩埋烈士的遺體，安撫烈士遺孤，然後滿腔悲憤地寫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處籌款，無任何感官使他意識到：數十年來犧牲奮鬥所追求的目標已近在眼前。
既無款可匯，更無法前往主持，這是他看完電報後的第一個念頭。本想立即回電黃興，要武昌新軍暫時勿動，因夜已深，旅途又十分勞累，便決定次日晨再回電。
第二天卻一覺睡到11點。起床去餐廳用膳，在走廊上購報一份準備入餐室閱看。隨走隨手展開，立見一則令他渾身血液停止流動的醒目黑體大字專電：革命黨人佔領武昌。
辛亥革命爆發。
後來有人說，孫中山看到這條消息時，手中的玻璃杯失手跌落摔碎，杯中的牛奶潑灑一地。不管是否屬實，這一點卻是無疑：他當時所受震動之大，絕非我們今天所能想像。
延續兩千餘年的中國封建王朝從此坍塌。
雖然正是他用堅持不懈的努力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礎，但最具決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動，他不但事前未能參與，還幾乎去電阻止。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一個如今發展為七千多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就此誕生。但頗讓黨史遺憾、頗讓後人遺憾、也頗讓革命博物館內那些大幅「一大」代表照片遺憾的是，「南陳北李」這兩個中共建黨的中堅人物，一個也未出席。
陳獨秀當時在陳炯明手下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大學預科校長，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
李大釗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學年終結期，校務紛繁，難以抽身前往。
兩人當時都忙。但他們的理由與中共「一大」的歷史地位相較無疑是芝麻與西瓜相較。
什麼是歷史？這就是歷史。
並非理想，卻是真實的歷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義並非一經發動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畢竟還有其他許多因素。舊中國在劇烈的大變動時期每天成立的組織與散夥的組織一樣多，也不能強令「南陳北李」預見到28年後的新中國。
常人也能覺出眼前的量變。但很多時候，偉人也無法立即察覺將要出現或已經出現的質變。
所以孫中山有面對辛亥革命的遺憾。陳獨秀、李大釗也有面對中共「一大」的遺憾。
也有例外。
1917年6月16日（俄歷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彼得格勒召開。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聲明了自己所屬的黨派：社會革命黨人，285名；孟什維克，248名；
布爾什維克，105名。
布爾什維克在代表中連10%都不到，人數最少。孟什維克黨人、臨時政府郵電部長策烈鐵里在會上高聲宣稱，在俄國，沒有哪一個政黨敢於單獨掌握全部政權，並對國家今後的命運負責。
代表席上一個身材不高、目光銳利的人站起來，大聲回答：「有這樣的黨！」
回答者是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領袖，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俄國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寧一人。
中國有毛澤東。或許蔣介石覺得自己也算一個。
1924年7月30日，蔣介石對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演講。他以絲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說：「試問有誰能想出一個主義來救中國？除了本黨總理的三民主義之外，還有第二個主義可以救中國嗎？若是沒有這個三民主義，我們中國的危險究竟怎樣解除，我們的國家究竟怎樣建設，我們就是拚命地去革命，究竟從哪裡下手，這樣想來，幾乎要發神經病。像我這樣的人，或者因為發了神經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蔣介石一直活到88歲也沒有發神經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將有多少優秀的領袖人才能夠從屠刀下保存下來？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給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寫信：「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這就是預見中國革命未來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國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皆對自己從事的事業、自己擔負的使命，表現出一種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寧的自信來源於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來源於對過去和未來的透視。
1917年4月，列寧回國，在火車站歡迎會上就喊出「社會主義革命萬歲」口號。當時二月革命剛剛成功，臨時政府剛剛建立，黨內外對這一口號均感到不可思議，懷疑列寧犯了超越革命發展階段的「左」傾錯誤。《真理報》聲明說：「對於列寧同志的總公式，那是我們所無法接受的，因為它的出發點是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業已結束，指望這一革命立即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
但列寧言中了。6個月後，震動世界的十月革命爆發。
蔣介石在手中握有殺人的槍桿、膛內壓滿殺人的子彈之時，他對他的黨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第六天，在《敬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中，他除了表示「偉大任務在於拯救中國」外，還說出了那段廣泛流傳的名言：黨在，國在，我亦在；黨亡，國亡，我亦亡。
毛澤東卻並非穿上筆挺的嘩嘰軍裝、面對台下肅立的隊列和如林的刺刀，才會自信得口若懸河。他的果敢和自信來自他對中國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躑躅於橘子洲頭的窮學生時，他也敢宣稱：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干？
果敢自信的蔣介石和毛澤東卻都沒有見過列寧。
1923年9月，蔣介石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列寧正身患重病。「聞俄國革命黨首領蘇維埃共和國之創造者列寧，積勞成疾，不能謁晤，深致感咨」，蔣介石後來頗為惋惜地寫道。沒見上列寧是他一大遺憾。
毛澤東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第一次訪問蘇聯。1950年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紅場向列寧墓敬獻花圈時，列寧已經去世了26年。毛澤東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便極其欽佩「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的「列寧之百萬黨員」，終生對列寧敬仰之至。
未見過列寧的蔣介石和毛澤東又與列寧一樣，都曾以極大的熱情辦刊辦報。
1900年列寧西伯利亞流放結束，立即著手實施在流放歲月中醞釀已久的想法：創辦一份報紙，讓它成為團結俄國地下革命者的組織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編輯部里了：列寧、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裡羅得、查蘇利奇。兩年以後又加入了兩個後來大名鼎鼎的人物：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該報的德國萊比錫創刊號上，用十二月黨人給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詩作報頭題詞：「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所以該報命名為《火星報》。
俄國十二月黨人寫給普希金那句詩，今天翻譯即是「星火燎原」。
這幾個辦報人後來幾經分化，果真在俄羅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列寧30歲在德國創辦《火星報》。
蔣介石26歲在日本創辦《軍聲雜誌》，自撰發刊詞。當時沙皇俄國誘導外蒙自治，蔣甚憤慨，著《征蒙作戰芻議》《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等文，稱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與軍事，甚思「提一旅之眾，以平蒙為立業之基」。
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時，也2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