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日本最早的老師。日本又是中國最新的老師。中國革命者從日本譯來了《共產黨宣言》，日本浪人卻在中國炮製出法西斯理論。「三羽烏」從蒸汽浴室騰空而起，給世界的東方帶來巨大黑暗。
若說中國與哪一個國家的關係最難說清，恐怕當屬日本。
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給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響。
從漢字到圍棋，從《論語》到《法華經》，日本人幾乎一成不變地從中國學去了這些文化精髓。
歷史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給中國人如此巨大的傷害。
自甲午戰爭始，哪一次針對中國的戰爭，都少不了日本；哪一個帝國主義殺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樣在南京屠城。
中日兩國，說不清的關係，說不清的恩怨，皆用這四個字帶過：一衣帶水。
因為一衣帶水，聯繫方便，影響也方便；因為一衣帶水，掠奪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對被侵略、被掠奪一直比中國有著更多的擔心。1837年幕府統治者德川齊昭發出預言：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中國太大，朝鮮和琉球又太小，對大不列顛的炮艦來說，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國的道光皇帝先預感到危機。
三年以後危機來了，卻首先來到躺在床上抽鴉片的中國。
即使如此，鴉片戰爭的衝擊對日本也極大。許多人以鴉片戰爭為題著書立說，論述西方對東方的野心，慨嘆清政府的失敗，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籌對策，必重蹈中國覆轍。
詩人山田芳谷特賦濤一首：
勿峙內洋多礁砂，支那傾覆是前車。
浙江一帶唯流水，巨艦泝來歐羅巴。
日本還在不斷地向中國學習。這回學到的是危機。
日本的危機也緊隨中國之後，很快到來了。
1853年7月8日，美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佩里率薩斯克哈那號、密西西比號、普利茅斯號和薩拉托加號4艘軍艦打開日本國門。
1854年，美國強迫日本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函館為對美通商口岸。
1855年，俄國強迫日本簽訂《下田條約》，劃定兩國在千島群島的疆界，並強迫日本開放下田、函館、長崎三港為對俄通商口岸。
1856年，荷蘭強迫日本簽署《和親條約》，片面規定荷蘭的權益和領事裁判權。
1857年和1858年，美國又與日本簽訂兩個所謂的《通商友好條約》，不僅奪得了租界和領事裁判權，而且剝奪了日本的關稅自主權。
1860年以後，英國、美國也分彆強迫日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國組成聯合艦隊，炮擊日本下關，勒索戰爭賠款，控制日本關稅，取得在日本的駐兵權。
日本面臨與中國同樣的命運。
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社會，也是一個超凝固、超停滯的社會。1864年，東京大學前身「開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讀到世界史法國大革命的章節，不禁驚呼：「人類社會之變動竟有如此之劇烈耶？余為之落膽也！」
可見社會的停滯已經給人們的思想意識帶來了何等深刻的影響。
真正使日本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一個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另一個是中國的魏源。
林則徐交代魏源寫的《海國圖志》《聖武記》《瀛環志略》，在中國沒有引起太大反響，鴉片戰爭後傳到日本，卻引起了強烈震動。這是日本統治者和知識界首先接觸到的洋學知識。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中國。
合上魏源的書本睜開眼睛看世界時，對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圓明園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危機四伏的日本也必須作出選擇——怎樣避免重蹈中國的覆轍？
於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之前的6年——1862年，中國已經開始悄悄發生一場洋務運動。
明治維新既受中國危機及魏源思想的啟示，也為日本本身的危機所推動，還多多少少帶有一點兒效仿中國洋務運動的意思。
中國的洋務運動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個著名人物作為代表。
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有所謂「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
中國的洋務運動核心是「師夷長技以自強」，謀求最終擺脫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威脅。
日本的明治維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為了挽救民族危機，驅逐外國侵略勢力。
但中國的洋務運動最終敗給了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學者瑪麗·K.賴特夫人評價當時中國與日本的改革時說，洋務運動「既不是政變，不是革命，也不是一個新的時代，只不過是依仗全體士大夫的能力與努力，使歷史上難以避免的沒落過程留下的一個小陽春」，是企圖重新建立「中國保守主義的立足點」。
1868年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卻並非如此。當時明治天皇以「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淪」和「破除舊習，求知識於全世界」為主導，自上而下開展了一場效仿西方的激進改革：以「殖產興業」大力促進資本主義在日本的發展；以「文明開化」在日本社會全面推廣現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國強兵」建立新式軍隊的軍制和警察制度。明治維新涉及日本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制度設計與重建。
就是這場激進的改革，使日本最終走上了戰爭擴張的道路。
中日從此分道揚鑣。
在中日分道揚鑣進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日本人並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這些所謂的「維新三傑」，甚至不是伊藤博文這樣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設計者，而是一個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日本國民的教師」的人，其頭像至今印在1萬日元紙幣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他叫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1872年寫《勸學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級森嚴的日本社會無異於平地驚雷，奠定了其啟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澤發表《文明論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發展為目標，不論是什麼樣的政體，都應當受民眾歡迎；不論用什麼樣的方法，都應當為社會所接受。從這裡開始，福澤的思想發生轉向了，這種思想最終演變為日本的「戰爭合理論」。
福澤的名篇是1885年發表《脫亞論》。這篇文章指導了迄今為止一個多世紀的日本政治實踐，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極大推崇。該文的核心觀點是：「為今日計，我國不能再盲目等待鄰國達成文明開化，共同振興亞細亞，莫如與其脫離關係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福澤在文章中特別提出：「支那和朝鮮是日本的鄰邦，同他們打交道用不著特別客氣，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處理。」
今天沒有一個日本人認為福澤的思想與日本後來奉行的法西斯主義有什麼聯繫。但其《文明論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戰爭正義」觀點、《脫亞論》包含的弱肉強食觀點，皆成為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
日本統治者很快就從福澤的理論中嘗到了甜頭。
首先就是肢解琉球。
1875年，即福澤發表《文明論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號而使用日本明治年號，不再向清政府入貢。當時日本只有陸軍常備軍3萬餘人，海軍4000人，軍艦15艘，且多破損不能出海，本無力與清王朝全面抗衡。但當時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
1878年4月，日本政府廢琉球為郡縣。
1879年，日本派出軍隊和警察進駐琉球，將王室強行遷移到東京。為了讓當地人徹底忘記「中山國」這個稱號，日本政府將地名改為Okinawa（沖繩）。琉球國就這樣變成了日本的沖繩縣。
日本肢解完琉球後，便直接向中國開刀。
1894年的甲午戰爭使日本收穫巨大：中國被迫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賠款2億兩白銀。後雖經俄、德、法所謂「三國干涉還遼」免除了遼東半島的割讓，但中國又加賠日本3000萬兩白銀。日本學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說：「日清戰爭的賠款成為確立金本位制的資金，提高了日本資本主義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推動日本由一個潛在著殖民地化危機的國家，轉變為領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就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甲午戰爭後中國士大夫階層痛定思痛，終於認識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
明治維新導致了日本的甲午海戰獲勝。甲午戰敗推動了中國的戊戌變法。1898年康有為將其《日本變政考》呈送光緒皇帝，特別建議中國應該「以強敵為師資」，向日本學習，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