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斯大林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托洛茨基的警告與斯大林「擠檸檬」。陳獨秀也須看共產國際臉色。蔣介石的悲劇在於與毛澤東同時代。
各方都力圖破解：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
他們的生命都沒有超過一個世紀。但他們的故事和他們的歷史卻要被後人用不盡的觀點，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描述下去。
歷史不論多麼精彩紛呈、驚心動魄，一旦活動於其中的那些鮮活的生命逐漸消失，也就逐漸變成了書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紙。
靜悄悄的圖書館內，靠角落那個書架上，有本如秋葉般枯黃脆裂的書，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慶初版。翻到第195頁，可以見一篇寫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記：……凌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
頗像一部拙劣的驚險小說的開頭。可以想見，當年寫到這裡，握筆的手定在不住顫抖。接著往下寫：……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門扃，倉促不得鑰，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著地後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巔陡絕，攀緣摸索而上……
竟然連「離地丈許」的高牆也認為「不難跨越」，上牆之後未及細看，又飛身縱下而跌入深溝，出逃之狼狽倉皇與求生之急切魯莽，渾然一體。
難以想像，這個越牆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所記之事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稱「西安事變」。
事變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審蔣、除蔣。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14日紅軍將領致張學良、楊虎城電，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都是這個態度。
事變第三天，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他們認為張學良是日本特務，事變乃日本陰謀主使。
日本政府則認為莫斯科同張學良達成了「攻防同盟」，張學良是蘇俄工具。蘇俄才是事變真正的後台。東京《每日新聞》發表社論：「中國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硬反對。」
南京方面，何應欽調兵遣將要動武，宋美齡穿針引線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連平日頗為持重的居正也用變調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
凡此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無人是飯桶。
量變堆積歷史，質變分割歷史。人們能夠輕鬆覺出每日每時不息不止的量變，卻不易覺出行將到來或已經來到的質變。
1936年12月12日，當中國政治包含的量變已經足夠時，所有方面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歷史來到十字路口。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蘇聯和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集團，都在既謹慎又頑強、既堅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著自己的立場，又修改著自己的立場。表白的同時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時又在表白。
在華清池跌傷了腰腿的蔣委員長，更是一瘸一跛來到十字路口。
事變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撓翻牆越院求生，後不管不顧躺在床上尋死；先當著張學良的面，明罵其受赤黨指使，後又當著周恩來的面，暗示想念在蘇聯加入了赤黨的兒子。
委員長方寸大亂。他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沉重的歷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將終生最為心痛的一句話。留在那頁乾枯得幾乎要碎裂的日記上：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
和共產黨苦鬥8年，最後就差了兩個星期。8年共2920天。兩個星期為14天。8年與兩個星期之比，為1000：4.7。所謂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將這句話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節。
該日深夜11時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腳下的士林官邸內病逝。
共產黨人終剿不滅，是其終生不解之謎。
生命不在了，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重慶版的日記也化為紙灰，謎底卻依舊留在那裡。
新中國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門。
天安門的中心又是什麼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
年年月月，不論白天還是黑夜，畫像上，毛澤東那雙睿智的眼睛通過面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注視著新中國的人民。幾乎所有中國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門和毛澤東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澤東最初並不喜歡天安門。他說天安門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門下面，跨在金水橋上搞一個二層的矮檯子，觀禮時離群眾才近。至於天安門後面的故宮，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牆繞行一周，一次也沒有進去過。
為什麼最終沒能在天安門前另搞一個矮檯子？
因為破壞了總體建築格局，各方面都反對。
為什麼後半生居住的中南海與故宮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宮城牆，卻不願去裡邊走走？
個中緣由，今天已經無人能夠知曉了。
不管毛澤東的主觀意志如何，風風雨雨中的無數次遊行、慶典和檢閱，把他和天安門融為了一體。
別的地方看不見毛澤東了，天安門能夠看見毛澤東。有天安門在，就有毛澤東在。
過去，每逢節日或重大慶典，天安門廣場上毛澤東的視線之內，還要掛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孫中山的巨幅畫像。
後來，馬、恩、列、斯畫像不掛了，但孫中山的畫像依然準時地出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之前。
孫中山和毛澤東，中國革命歷史上最為傑出的兩位巨人，隔著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於1866年，一人生於1893年，相差27年；一人逝於1925年，一人逝於1976年，相差51年。
這兩位革命巨人、現代中國的奠墓者，他們之間真正互相理解嗎？
18歲時，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
1936年，經過長徵到達陝北的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1911年他考入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看到同盟會黨人于右任主編的《民立報》，上面刊載著廣州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從此，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綱領。
這是毛澤東有生以來看到的第一份報紙。「我是如此地激動，以至於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
第一份報紙導致的第一次政見是什麼呢？
風吹日蝕，湘鄉駐省中學校園牆上，一個來自韶山的18歲青年寫的那篇東西早已無蹤無影。幸虧還有個冒險闖進陝北的斯諾，通過他，毛澤東能夠把那篇政見的內容留下來：「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康、梁是早年毛澤東心中的偶像。梁啟超寫的很多東西他一直要讀到能夠背誦。在梁啟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澤東有這樣一段批語：「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
當年毛澤東崇拜康、梁，贊成君主立憲。
但一個孫中山橫空出世，便奪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見」就拋棄了君主立憲而改為共和。他提出來的不再是君主，而是總統、總理和外交部長。雖然康、梁與孫中山的區別他不甚清楚，還將三人糅為一體，但孫中山對毛澤東影響之大、震動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嗎？
他年長毛澤東27歲。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時，毛澤東正在湖南家鄉搞社會調查、辦農民協會。後來震驚中外的湖南農民運動，當時還只是運行的地火。
但孫中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