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公安局。於光明警官正坐在辦公室里沉思。這其實還不能算他的辦公室，至少現在還不是。作為特案組代理組長，陳超不在的這段時間裡，他將暫時在這裡辦公。
事實上，儘管他早就在組裡掌握實權，卻沒幾個人把他當回事。即便是在陳超忙於各種會議和翻譯工作的時候，也是如此。所以，他總感覺自己像是生活在陳超的陰影里。
陳超報名去學文學的決定令他頗感不解，局裡同事們對此也是議論紛紛。按照刑偵隊 隊長 廖國昌的說法，陳超這是試著在聲名鵲起之後保持低調，以讀書為掩護遠離眾人目光焦點。在小周看來，陳超一直就想考個碩士甚至博士的學位，這對他將來的職業生涯至關重要，因為在新的黨員幹部提拔任用機制中，擁有高學歷就擁有巨大先機。而返聘老幹部張政委對此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陳超的目的是出國留學，以便與遠在美國的那位當獄警的紅顏知己長相廝守。但這與那位傳奇探長的諸多軼事一樣，沒人能辨明真假。
於光明對上述說法都不怎麼贊同，或許這其中還有其他不為人知的秘密。陳超已就一樁房地產案向他詢問過相關信息，卻沒有說明詢問的原因。這不符合陳超平日與他交流案情時的風格。
不過在這樣一個繁忙的早晨，已經沒時間容他去細想這些了。黨委李書記要他去廖隊長辦公室開會。
廖國昌是個四十齣頭的壯實漢子，鷹鉤鼻、濃眉大眼，面容嚴肅。看到於光明走進辦公室，他皺了皺眉，顯得有些不悅。
在局裡，一般只有那些有著重大政治影響的案件才會交給由陳超和於光明領導的特案組。廖國昌表現出的不悅，表明案件肯定不是簡單的兇殺案。
「於光明同志，想必你對『紅旗袍殺人案』已經有所耳聞了吧。」與其說李書記是在提問，不如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
「是的，這案子真是聳人聽聞啊。」於光明答道。
一周之前，在淮海路一座花壇里發現一具姑娘的屍體。死者身穿紅色旗袍。由於案發現場地處繁華商業區，在媒體的渲染之下，此案被公眾稱為「紅旗袍殺人案」。案發之後當地曾出現交通阻塞現象，無數群眾前來圍觀，還有無數記者和攝影師，夾在擁擠的人群中，作著各種報道。
一時間，報刊上充斥著各種推測。如果沒有什麼特定原因，哪個殺人犯會傻到把這般穿著的死者棄屍於如此繁華之地？一位記者發現，案發現場花壇所在的街道對面，正是上海音樂學院。還有人說這是一起政治案件，是對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醜惡價值取向的抗爭。因為旗袍曾被視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標誌，如今卻重新風靡上海。有家小報說得更懸，說此案幕後策劃乃是時尚界某巨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媒體對於本案的熱絡報道，一些服裝店旋即在櫥窗里掛起了各色新款旗袍。
於光明感到此案迷霧重重。根據最初的屍檢報告，死者臂部和腿部的傷痕顯示在其窒息而死之前遭受過性侵犯。但死者身上和體內均未檢出精液痕迹，且屍體被清洗過。死者在旗袍之下未穿著任何衣物，這於常理解釋不通。棄屍地點位於人來人往的公共場所，幾乎不會有殺人犯選擇在這種地方棄屍。
按照局裡一般的辦案經驗，本案兇手應該是在行兇後為死者穿上衣服，以便於運輸。但由於行動倉促，他忘了給死者穿上內衣，或者說他認為沒必要這麼做。也許死者在遭遇致命襲擊之前所穿的就是這件旗袍。棄屍地點也許並沒有什麼特別含義，可能就是兇手比較魯莽，隨便找了這麼個地方丟下屍體而已。
於光明不怎麼相信這種「偶然理論」，但他覺得這案子跟自己的特案組應該關係不大。他可不想越俎代庖。
「真是聳人聽聞啊。」他重複著這句話，他覺得有必要這麼重複一下，因為李書記和廖國昌都沒吭聲。「這案發現場有點兒意思。」
還是沒人吭聲。李書記輕輕地咳嗽起來，他的眼袋在這詭異的寂靜氣氛中顯得愈加突出。說起來，李書記就快六十歲了，他的眼皮浮腫得很厲害，眉毛也早已變成灰色。
「調查有什麼突破嗎？」於光明向一旁的廖國昌問道。
「突破？」李書記插話道，「今天早晨又發現一具身穿紅旗袍的女屍。」
「又一個？在哪兒？」
「南京路上。人民廣場一號門的閱報欄前。」
「真是令人髮指，那可是市中心，」於光明說道，「這是赤裸裸的挑釁啊！」
廖國昌說：「我們比對了兩名受害人，二者存在一些相似之處。特別是她們所穿的旗袍，面料和款式完全一樣。」
「這下那些記者們可又活躍起來了。」李書記一邊說，一邊用手指了指辦公桌上堆著的那沓剛送來的報紙。
於光明拿起一份《解放日報》，上面發表了一張彩色照片，一個身穿紅旗袍的姑娘倒在閱報欄前。
「上海第一起連環變態殺人案，」廖國昌大聲讀著報紙上的內容，「『紅旗袍』一詞如今已變得家喻戶曉，各種揣測四起，整個城市都籠罩在不安之中……」
「記者都瘋了，」李書記打斷了他，「啥圖片和報道都發出來，真是唯恐天下不亂啊。」
他的這種挫敗感是可以理解的。上海一直以高效率的政府工作和相對突出的低犯罪率著稱。其實，之前在這座城市並非從未發生過連環殺人案，只是得益於高效的媒體管控，那些案件從未見諸報端罷了。一旦這樣的案件被媒體曝光，就會暴露出警方的工作不力。所以通常國有報紙對於此類案件都是盡量避而不談的。然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報界也都堅守著自己的底線——即新聞工作者必須揭露醜惡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媒體管控就未必奏效了。
「如今書店裡、電視機上都充斥著西方那些燈紅酒綠的玩意兒，有些東西還是咱們的陳大探長翻譯的呢！」廖國昌說道，「報紙專欄上都開始玩起福爾摩斯式的推理遊戲了。看看《文匯報》，正預測下一起命案的發生時間呢。『周五將會出現另一具身穿紅旗袍的女屍。』」
於光明接話道：「這是常識，連環殺人案的兇手通常會以相似的手法作案。只要不被抓到，他就會一直這麼幹下去。陳隊長翻譯過一些關於連環殺手的東西，我覺得咱們應該聽聽他的看法。」
「去他媽的連環殺手！」李書記貌似被這個詞激怒了，「你跟你的領導談過了嗎？我想還沒有吧。他現在忙著寫論文呢。」
陳超與李書記素來不合。於光明深知這一點，所以他選擇了沉默。
「擔心啥啊，難道說死了張屠戶咱就得吃混毛豬嗎？」廖國昌話裡帶著幾分挖苦。
李書記顯得特別激動：「這些殺人犯簡直是在抽公安局的嘴巴！他們就好像是在炫耀『我又幹了，你們警察能奈我何』？他們正在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們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通過在人民群眾中製造恐慌的方式威脅社會穩定！我們應當把調查重點集中在那些對政府心有怨言的人身上。」
看起來他的邏輯還停留在全民手捧《毛主席語錄》的時代。於光明心想，照你這種邏輯，「階級敵人」可多了去了。李書記向來以在刑事偵查上濫用政治理論而著稱。這位局黨組織一把手，貌似把自己也當成刑警隊的一把手了。
「兇手肯定有個第一犯罪現場，很可能就在他家裡。他的鄰居也許聽到了些什麼呢。」廖國昌說。
「沒錯，通知所有居委會，特別是靠近兩處案發現場的那些。毛主席說過，我們要依靠人民，」這時李書記拿出領導的威嚴指示道，「現在，為了儘快破案，廖隊長、於警官，我授權你倆牽頭組織一個專案組！」
直到李書記走出辦公室之後，兩位警官才開始正式討論案情。
於光明先開了腔：「我對案情不甚了解，特別是對第一個受害人一無所知。」
「這是第一個死者的資料。」說著，廖國昌遞過一個鼓鼓的文件夾，「目前我們還在收集第二個死者的信息。」
於光明拿起第一個死者的放大照片。烏黑的頭髮遮住了這個姑娘的一半面龐，她身材姣好，旗袍將她的曲線勾勒得玲瓏有致。
廖國昌介紹道：「從胳膊和腿部的傷痕來看，她貌似遭受過某種性侵犯，但在其陰道內沒有檢出任何精液和非正常分泌物。法醫已經排除兇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因為沒有檢出任何安全套潤滑粉的成分。不管兇手對這姑娘做了什麼，起碼他給僵硬屍體穿上旗袍的時候很倉促很粗心。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旗袍上有撕扯痕迹，紐扣也沒系好。」
「我們可以確定這旗袍根本不屬於死者吧？第二個受害人不也穿著同樣的旗袍嗎？」於光明提出疑問。
「沒錯，這旗袍不是死者本人的。」
於光明仔細查看著照片上旗袍開衩被撕破的部分以及那些未系的紐扣。如果兇手不辭勞苦地提前準備好這樣精美而時尚的旗袍，他會如此倉促地把它穿在死者身上嗎？何況同樣的事也許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