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談虎集·北溝沿通信》中說：「我是不相信群眾的，群眾就只是暴君和順民的平均罷了。」
周作人說自己的頭腦像一間「雜貨鋪」：「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採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將各種思想，凌亂的堆在頭裡……」
周作人寫《乾隆的惡詩》諷刺乾隆不通詩文，他在《山中雜信》中挖苦他「實在是舊詩的難做，怪不得皇帝」，「倘若他生在此刻，拋了七絕五律不做，專做較為自由的新體詩，即便做不好，也總不至於被人認為『哥罐聞焉嫂棒傷』的藍本罷。」
周作人曾翻譯《貞操論》，他在《譯者前言》中讚揚作者及謝野晶子「是現今日本第一流女批評家，極進步，極自由，極真實，極平正的大婦人」，他表示：「我確信這篇文中，純是健全的思想」，是「治病的葯」。此文發表後，胡適在《新青年》發表《貞操問題》一文，讚揚《貞操論》的發表是「東方文明史上一件極可賀的事」。魯迅也發表《我之節烈觀》聲援周。
周作人說：「但是假如有乾淨的廁所，上廁時看點書卻還是可以的，想作文則不必，書也無須分經史子集，隨便看看都成。」
周作人說：「科學其實也很道德！」
周作人說，人生的季節是不能顛倒的，在青少年時期一定要為對真善美的追求打下底子。這種教育是以後任何時期的教育所無法補償的。現在的學生是過於懂得顯示，過早面對世俗醜惡，過早學會世故，這是很可怕的事。
周作人說：「我最為佩服的中國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漢王充，二是明李贄，三是清俞正燮。」
周作人對韓愈之類的道學家懷有惡感，他說：「我對於韓退之整個的覺得不喜歡，器識文章都無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讀書人的模型，而中國的事情有許多卻就壞在這班讀書人手裡。他們只會做文章，談道統，虛驕頑固，而又鄙陋勢利，雖然不能成大奸雄鬧大亂子，而營營擾擾最是害事。」
周作人曾於1935年10月、1936年9月，兩次撰文為秦檜翻案，他認為秦檜主和並不是不忠，而是「愛國」。他在文中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古時自己要犧牲性命，現在還有地方可逃）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