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與長兄魯迅在日本留學其間曾經翻譯一些外國小說，大多數是北歐的，譯筆古奧，而且結集出版時命名為《或外小說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寫法自是受老師章太炎的影響。胡適說「域外小說集比林（琴南）譯的小說確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說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說集》第一、二冊分別在東京和上海兩地寄售，半年過去，第一冊在東京銷售二十一本，第二冊二十本，第一冊多出的一本還是他們自己買的；在上海，也僅售出二十冊上下，再無人問津。魯迅說銷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說都比較短，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為他才開了頭，卻已完了。」與我國傳統的一二百回的章回體小說有很大區別。阿英則認為，周氏兄弟翻譯雖用文言文翻譯小說，但仍舊保留了原來的章節格式，當時的中國讀者極不習慣，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歡迎是很正常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間翻譯的小說後來集為《點滴》一書，後更名為《空大鼓》。全書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國與波蘭、南非、匈加利（今譯匈牙利）等被壓迫民族文學作品佔70％以上，其中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可愛的人》、庫普林的《晚間的來客》、安特萊夫的《齒痛》、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酋長》等在五四時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周作人說自己並非文人，更不是學者，他的工作只是打雜，砍柴打水掃地一類的工作。如關於歌謠、童話、民俗的搜尋，東歐日本希臘文藝的移譯，都高興來幫一手，但這在真是缺少人工作的時候才行，如各門已有了專政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去，另去做掃地砍柴的勾當去了。
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序中談到寫作的原因，是「尋求想像的朋友請他聽我的無聊的閑聊」，是「因寂寞，在文學上尋求安慰」。
周作人在《雨天的書·自序一》中說，這年冬天特別多雨，他常希望這種天氣，「在江村小屋，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有人談鮮花，那是頗為愉快的事」，但如今不能實現，只好寫文章了。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樣的人道主義的文學」，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學」。因此，他對作品的選擇不拘一格，翻譯了人生觀絕不相同的梭羅古勃與庫普林，又譯了在女子解放問題上與易卜生意見迥異的斯忒林培格。這表現了五四那個時代及周作人個人開放的眼光與寬容的心態，是以後時代的人很難企及的。
周作人在《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等演講里，曾一再強調「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相同的地方」，「背著過去的歷史，生在現今的境地，自然與唯美及快樂主義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學實在是現今中國惟一的需要」。
周作人常以「雨」與「風」一起構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阿英稱之為「很有權威的流派」。
汪靜之詩「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極力推崇。周說「這是舊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詩情的精神」。
周作人最早在理論上從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藝性的敘事抒情散文。他從自己的個性出發，從英國隨筆、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學營養，形成了獨特而成熟的藝術風格。他追求知識、哲理、趣味的統一：在娓娓絮語中，針砭時弊，縱談文史，描摹風物，探尋人情物理，顯示著愛智者的「博識」與「理智」而無「賣智與炫學」之嫌（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卻自有親切、通達的風致，從容描繪中浸透著作家的閑適趣味，「蘊藉而詼諧」的「淡淡的喜悅」里（《藥味集·談俳文》、《立春以前·〈文載道文抄〉序》），攙雜著幾分憂鬱、惆悵，文字表達上則大巧若拙，舉重若輕，構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時注重適度的含蓄，擁有一種令人回味的「澀味」。
新中國成立後，周作人在北京從事著譯工作。1950年後，曾先後翻譯了《俄羅斯民間故事》、《日本狂言選》、《希臘擬曲》、《伊索寓言》等9部著作，與人合譯了《阿里斯托芬喜劇集》、《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共3集）、《石川啄木詩歌集》、《平家物語》等6部作品。
廢名回憶，周作人作文從來都不打草稿，一遍寫好，看一看有沒有錯別字，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為他說起稿便不免於重抄，重抄便覺得多無是處，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寫好。
佟韋回憶，周作人「十分勤奮，一絲不苟。……他在西安時，報紙記者紛紛來訪，約他寫稿子，他都沒有拒絕，經常夜裡伏案工作，很晚才休息。就是他夫人去世前後，也未間斷寫作。……阿英同志曾提出給他找個助手，……他笑著說：『這關心我是感謝的，但我寫東西從不譽抄，別人也幫不上我的忙，那就不必了。』」
文潔若回憶，周作人每翻譯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幾種版本，然後選定自己認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個別此舉和注釋參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說明。他每次都加上詳細的注釋，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文傑若曾搬出原告核對周作人翻譯的稿件，她從未找出過差錯，每遇到譯的精彩的地方，總不禁拍案叫絕。
周作人總希望在譯著後面多加一些注釋，但出版社要求他壓縮從簡，他只能在頁末略加幾條簡單的注。為此，他十分惆悵，提起這部譯作便覺得「沒有多大意思」、「沒有什麼可喜的」。
周作人喜歡誦吟張心齋的《幽夢影》，謂是那樣的舊，又是這樣的新。
郁達夫曾比較魯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說：「魯迅的文體簡練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周作人的文體，又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繁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