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進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時，曾賦《新秋偶感》七律一首：
郁達夫畢業論文的題目曾計畫寫《中國經濟史》或《中國外交史》，還打算寫《中國貨幣史》。
郁達夫參加了魯迅的葬禮，感慨：「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的半絕望的國家。」
郁達夫在《沉淪》中問：祖國啊，你什麼時候才能強大？
郁達夫被推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併兼任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任主席的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行委員。王任叔在《記郁達夫》里說到一段：「愛同小學校里，有時靜寂得如深山古剎似的。達夫孤單地一個守在那裡。他有老僧似的忍耐力，他並不因此而感到孤寂。他自然不是一個具有領導能力的領袖，但他總愛盡他能盡的一份責任。即此負責精神，已使熱情的青年們對他有一種嶄新的看法了。」
60多年以後，夏衍先生於1985年8月回憶這件事時說：「一位年輕的中國留學生，駁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這件事很快就在留學生中傳為美談，連遠在北九州戶煙町念書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氣，佩服他敢於頂撞一個大人物的愛國主義精神。」
有一天晚上，劉海粟和郁達夫躺在新加坡期頤園中的草地上，兩人隨即談及時局。郁達夫忽地憤然躍起，仰天喃喃地說：「海粟！萬一敵軍侵入新加坡，我們要寧死不屈，不能喪失炎黃子孫的氣節，做不成文天祥、陸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齊！」
1921年10月的一天，當時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謂「黨政之神」，歷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東京市市長等要職的尾崎行雄，到中華留日學生青年會給近千名中國留學生演講。尾崎在演講中把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仍叫做「清國」，還帶有明顯的諷刺意昧。突然，大廳中「呼」地站起來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語說：「請問尾崎雄先生，你怎麼能把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仍然稱作清國呢？是不知道中華民國這個事實，還是故意這樣稱呼？」駁得尾崎行雄啞口無言，被迫道歉。這青年就是郁達夫。
客里蒼茫又值秋，高歌彈鋏我無憂。
百年事業歸經濟，一夜西風夢石頭。
諸葛居常懷管樂，謝安才豈亞伊周。
不鳴大鳥知何待，待溯天河萬里舟。
1917年6月3日，郁達夫在日記中發憤立志：「予已不能愛人，予夜不能好色，貨與名更無論矣。然予有一大愛焉曰：愛國。予因愛我國，故至今日而猶不得死；予因愛我國，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厭；予因愛我國，故甘為親戚兄弟怨而不之顧。國即予命也，國亡，則予命亦絕矣。」接著在11月日記上又寫道：「予上無依閭之父母，下無待哺之妻孥，一身盡瘁，為國而已，倘為國死，予之願也，功業之成與不成，何暇計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