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郁達夫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被推選為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長，並與楊騷一起擔任《救亡文藝》（日刊）主編。郁達夫在47天內，發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連續8天，每天寫一篇）。後《救亡文藝》引起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和省保安處的驚慌。省保安處派特務破壞，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被迫停止活動。然而，郁達夫仍下定決心，要為抗戰而獻身。他在光祿坊寓所為文學青年程力夫的題詞中寫道：「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次年3月，郁達夫應郭沫若之邀，離開福州赴武漢，參加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的抗日宣傳工作。
1938年12月，郁達夫到達新加坡，主持「華僑文化界抗敵工作團」的工作，同時主編《星洲日報》等報刊副刊，通過撰寫大量宣傳抗日的政論、短評和詩詞，在南洋一帶的華僑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為南洋文化界抗日領袖的郁達夫便開始在南洋的諸多島嶼間不停地轉移。郁達夫很有語言天賦，除了母語外，他掌握了日語、英語、法語、德語，來東南亞以後，又初步掌握了馬來語和印尼語，再加上原先就懂的閩南話和粵東話，語言上的優勢，大大增強了他與外界交流的能力和慾望。4月中旬，他化名趙廉，來到蘇門答臘西部高原的一個叫巴爺公務的小市鎮。
在蘇門答臘，郁達夫被日軍強征做了8個月的翻譯。一天，郁達夫化裝成工人，乘公共汽車去辦事，在路上遭遇日本憲兵隊的汽車。日軍勒令公共汽車停車，隨後，一群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在一個凶神惡煞般的日軍軍官帶領下衝上了公共汽車。為首的日軍軍官用日語嘰哩呱啦說了一大通，可由於不懂日語，大多數乘客和司機都不知道日軍要幹什麼，一個個被嚇得面如土色。此時，郁達夫緩緩地站了起來，走向為首的日軍軍官。他聽出了日軍只是問路而已，於是他便用流利的日語為日軍指出了道路。這位初到蘇門答臘的日軍軍官偶然遇到這樣一位精通日語的當地人，不免驚喜萬分，他仔細詢問了郁的名字和地址，舉手敬了一個禮，車就開走了。
兩天以後，駐武吉丁宜的日本憲兵隊找到了郁達夫，軟硬兼施，「邀請」他充當「通譯」。郁達夫思考了幾天，決定把這個條件充分利用起來，以便於從事抗日鬥爭，但他的條件是不領取日本人的報酬。從此，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是一位身兼武吉丁宜日本憲兵隊「通譯」的華僑富商趙廉。
由於郁達夫會說日語，日本人又對郁達夫很是恭敬，印尼當地人都認為郁達夫是日本人的間諜，碰到日本人的那天，當公共汽車到達目的地後，郁達夫去買香煙，當地人非常害怕，都不敢跟他說話。當郁達夫擔任日本人的「通譯」後，當地人對他更是懷疑。
郁達夫在擔任「通譯」期間，經常利用各種機會掩護和支持華僑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動。這些努力逐漸消除了巴爺公務的僑胞對他的敵對情緒。之後，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漢、沈茲九、張楚琨這些流亡印尼各地的抗戰文化人先後來到這裡，得到他的庇護。在他當翻譯的8個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憲兵沒殺害過一個中國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會經郁達夫的巧妙周旋而獲釋。郁達夫的這些事迹，很快流傳於當地華僑和印尼人之中。於是，這位神通廣大的「日本大間諜趙廉」搖身一變，成了當地華僑和印尼人心目中的保護者和救命恩人。
郁達夫當通譯後乾的第一件好事，是把蘇東日本州長官派來追緝陳嘉庚的幾個壞傢伙攆走了。一部小汽車加一部供油的「羅里」車，載著一個漢奸和兩個拉來的實武牙籌賑會委員（這兩個委員參加過新加坡陳嘉庚主持的南僑代表大會，見過陳嘉庚），來蘇西各地追蹤抓人。陳嘉庚確是從巴東乘船到爪哇去的。漢奸不會講日本話，郁達夫對憲兵隊長說：「陳嘉庚已經乘船回國了，這班傢伙卻來討人！」憲兵隊長聽了大發脾氣，用日本話罵起來：「馬鹿，你們敢來討人！」漢奸和兩個可憐蟲抱頭鼠竄。郁達夫也用中國話說了一句：「中國人要像個中國人的樣子！」
郁達夫為了成功隱瞞自己的身份，做好長期潛伏的準備，經常在日本憲兵身上慷慨花錢，摸清憲兵隊內每一個人包括隊長的性格、嗜好、習慣，並為自己編造了一份頗具傳奇色彩的簡歷。他甚至還專門娶了一位沒有文化、其貌不揚的土著女子陳蓮有，用愛國華僑相贈的400餘盾，開了一家叫「趙豫記」的酒廠，儼然一副長久紮根的景象。這位嗜酒如命的才子，怕酒後誤事，硬是強迫自己戒了酒，並蓄起鬍鬚，收斂住先前的張揚和直露，過起了嚴肅、謹慎的生活。他的舊名士般的張狂和玩世不恭也只能在與密友私下聊天時才能得以展露，譬如，在婚宴上，他以「何麗有」（即「何麗之有」的諧音）來揶揄陳蓮有，戲稱自己的新婚之夜為「破羅敷」。
一次，郁達夫和密友交談，得知不少華僑已經知道自己就是郁達夫，他卻頗不以為然地說：「沒問題，這裡的許多華僑已經知道我是誰。有什麼問題呢？到日本憲兵部去告我嗎？我先把他抓起來打個半死。」知道趙廉真實身份的，除了幾位文化同仁外，還有巴東某中學的校長張紫薇，僑長吳順通、曾玉印、蔡承達、蔡青竹等幾個人，就連他的最後一位夫人也不知道她的枕邊人居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得益於巴爺公務的閉塞和當地華僑的團結，在差不多兩年的時間裡，日軍都不知曉這個仗義疏財、豪爽正直的酒廠老闆「趙鬍子」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郁達夫。直到1944年初，郁達夫的身份才暴露。當時，有個從昭南島調來的漢奸洪根培知道郁的身份，他在新加坡聽過郁達夫的演講，也與郁達夫有過接觸。他告發郁達夫，是因為他托郁達夫為他做媒，被斷然拒絕，便去憲兵部告發郁達夫的真實身份，並誣陷郁達夫是聯軍間諜，為其作證的是一個同樣因私事而對郁達夫懷恨在心的前巴爺公務中華小學校長。由於郁達夫事前的特意渲染，整個日本憲兵隊都知道了郁、洪之間存在矛盾，便認為洪可能是在打擊報復，所以未加理會。
2月初，當地華僑孫某被日本憲兵逮捕，在嚴刑拷問之下供出了趙廉即郁達夫。聯繫到洪根培之前的告密，日軍大吃一驚，立即展開秘密調查，並開始對郁達夫實行監視。告密的消息很快便傳開了，很多朋友勸郁達夫去別處躲藏，他卻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冷靜，他對胡愈之等人說：「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憲兵每天都到我家來喝酒閑談，雖沒說穿，顯然已被監視了（實際上，當時日本憲兵一邊監視郁達夫，一邊開始對他進行嚴密的審查，併到東京、上海等地調查趙廉的真實身份）。但你們應先離開，不然，事情怕牽連太大。」不久，巴爺公務陷入了某種恐慌，一些與郁達夫走得近的華僑和朋友，相繼被傳去問話，甚至遭到逮捕。憲兵們上門的次數也越來越多，而且每次都來得很詭秘。郁達夫則繼續和他們周旋著，表現得竟如一個專業的情報人員般嫻熟。
郁達夫在《自述詩》中說：「每到歲首，立作遺言。」自1944年1月因華僑漢奸告密後，郁達夫就對自己的結局早有心理準備，所以他到元旦，照例寫了一份遺囑。
出人意料的是，日軍知道了郁達夫的身份後，並沒有馬上逮捕他。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憲兵們除了把對郁的稱呼由「趙先生」改為「郁先生」之外，一切還是維持原狀，「雙方好像是盡歡而散」。巴爺公務又慢慢恢複了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