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蕭乾採訪沈從文，初次見面沈就請他下館子，當他見到沈用毛筆在紙上寫下所點菜名，字跡極其秀逸，就要求把紙留給他。沈從文說：「要它幹嗎？以後我會給你寫信的，寫很長的信。」之後，蕭乾果然收到了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沈從文的很多長信。
蕭乾是在沈從文的引導下走上了文學之路，沈從文幫他修改習作，和楊振聲一起介紹他到《大公報》，蕭乾失業的8個月中，也是沈從文和楊振聲接濟他，每月送給他50元。蕭乾說：「沈從文是我的第一位文學師傅，對我的恩太重。」
沈從文對蕭乾要求很嚴，讓他寫好一篇小說後反覆潤色，告訴他：「文字同顏料一樣，本身是死的，會用它就會活。作畫需要顏色且需要會調弄顏色。一個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達不出這種好思想。」
解放前後，沈從文一度崩潰，蕭乾多次到沈家探望恩師，敘舊，安慰沈從文。但這對師徒卻由此而走向不同的道路。此時的蕭乾突然「轉向」，向共產黨和人民靠攏；而沈則選擇了文物研究。沈從文對蕭乾頗為不滿，常在書信中對其加以評論。與沈家交往頗久的蘇仲湘說，「歲月往還中」，沈對蕭乾「出現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這種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發生，使沈開始有『他始終是不大妥當一位』的感慨」。
蕭乾回憶，「反右」中文聯的一次批鬥會上，沈從文發言說，蕭乾在1929年就已經和美帝國主義勾結上了。蕭乾對沈如是說很是生氣，但一想到是沈對自己的恩情，又覺得沈是為了自保，便不再過多計較。
蕭乾在《吾師沈從文》中回憶：「一九七三年二月，我由幹校請假，回京治病，順便為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而奔波。……每天騎車上下班，必然經過沈先生所住東堂子衚衕口。交通之混亂，使我不斷地為老人的安全擔心，所以在為自己的住房問題奔波的同時，也頻頻為他呼籲。一九七五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見了張兆和。就把此事當面告訴了她。幾天後，我在東堂子衚衕東口遇見了沈老師本人。我下了車，跟他寒暄。沒想到，他聲色俱厲地對我說：『我住房的問題，用不著你張羅。你知道嗎，我還要申請入黨呢。』說罷，掉頭而去。」蕭乾說：「我認為他的用意無非是奉勸我這個『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閑事。」
沈從文去世前兩周，李輝勸他和蕭乾和解，問他：「要是他（蕭乾）來看你，你趕不趕他走？」沈從文沉吟一會兒，說：「來看我，我趕他幹什麼？」李並沒有和蕭乾商量，但他知道蕭乾一定樂意和老師和解，於是當即和沈約定，等他從四川參加完筆會，和蕭乾一起來看沈。但等李輝開完會回到北京時，沈從文已經與世長辭。
沈從文去世兩天後，蕭乾寫下悼文《沒齒難忘》，發表在台灣《中國時報》上，流露出對教師的深刻緬懷和真摯感激。他說：「他是我的恩師之一，是最早（1930）把我引上文藝道路的人。……希望正直的批評家和學者對從文先生一生豐富的著作進行縝密的研究，並做出公道的評價。」
從「五四」時代一直到「左聯」成立，胡也頻、丁玲、沈從文三人關係很密切，在北京和上海，三人都同住在一起。丁玲、胡也頻每每爭吵，沈從文都居中勸解；在上海時，丁玲第一次領到稿費，便約沈和她一起到南京路上選購絲襪；他們還一起辦《紅黑》、《人間》雜誌，以至於被小報諷刺為「三角戀愛」。胡也頻被捕前，沈從文由武漢到上海看望他，見天寒地凍，胡只著單衣，便將自己的一件新虎絨長袍借給胡禦寒。後胡也頻被捕時，就穿著這件長袍。
胡也頻被捕之後，為了不讓丁玲的母親擔憂，沈從文以胡也頻的名義給丁玲的母親寫信。沈又多次求助胡適、徐志摩，給南京的蔡元培、楊杏佛等人寫信，希望通過他們保釋胡；還特地到南京找陳立夫求助。為胡也頻之事，沈從文頻繁奔波於上海和南京之間達十餘次。一次他拿著蔡元培的信去找當時的上海市長張群，但最終無功而返。胡也頻遇難後，沈從文以「丈夫」名義，冒著生命危險，陪伴丁玲回到湖南，把胡也頻與丁玲的孩子交給丁玲的母親撫養。
1933年，丁玲失蹤（很久之後才知道是被捕），沈從文多方呼籲、打聽，撰文提醒各方關注此事。不久誤傳丁玲被害，悲憤之餘，沈從文寫下十一萬字的《記丁玲》。得知丁玲被國民黨軟禁在南京後，沈從文聞信，攜新婚妻子張兆和，帶著丁玲兒子的相片，探望丁玲，並相繼寫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蹤》等文章。同時，他與蔡元培、楊杏佛、胡愈之、葉聖陶、郁達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聯名致電，要求釋放丁玲與潘漢年。從胡適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沈從文多次求助胡適，請胡營救丁玲。
1946年，回到北京的沈從文隱約聽到丁玲批評他「與人民脫節」，但他並不以為丁玲是針對他，因為丁在30年代便這樣說過他。
1949年6月，在痛苦恐懼中掙扎的沈從文終於盼到了丁玲回京，他認為只有丁玲才能澄清他與共產黨之間的「誤會」。他帶著12歲的兒子沈虎雛去拜訪丁玲。沈虎雛回憶：
「爸爸攥著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動和期待。……暖融融的房間（沈虎雛回憶此次會面是冬天，但據研究者考證，應在夏天）陽光充足，我看見爸爸綻開的笑臉，帶著一點遲滯病容……
回來我一直在納悶，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點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識首長客氣地接見，難道爸爸媽媽那些美好的回憶，都是幼稚的錯覺？那暖融融大房間里的冷漠氣象，嵌在我記憶里永遠無法抹去。」
沈從文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流露出對丁玲的不滿：「相熟三十年朋友，不僅將如陌生，甚至於且從疏離而成忌誤。」但沈困難時，還是向丁玲借過錢。1952年，沈從文填寫《博物館工作人員交代社會關係表》時，將丁玲列為「個別友誼好的」朋友。
林斤瀾回憶過一件小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會期間的一個作家聯誼會上，他同時見到了沈和丁。那時許多人都不與丁玲交談，使她顯得孤單落寞。只有老舍的幾句問候使她顯得格外興奮。沈從文同以往一樣坐在角落裡不說話。但會後，在丁玲等公共汽車時，沈從文急急忙忙趕來，林不便太接近二人，所以不知道他們說什麼，只見沈臉帶笑容，關切地看著丁玲，熱情地談著什麼。丁玲則始終板著面孔，眼睛不時望著別處，一掃同老舍說話時的興奮勁兒，似乎不大願意與沈從文交談。後來，沈從文一個人離開車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發表了《也頻與革命》一文，文中聲稱自己四、五個月前終於看到了沈從文寫的《記胡也頻》、《記丁玲》兩文，她寫道：「作者在書中提到胡也頻和我與革命的關係時，毫無顧忌，信筆亂編……類似的胡言亂語，連篇累牘，不僅暴露了作者對革命的無知，無情……」甚至謾罵沈為「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
丁玲說：「我被捕後，有一年沈從文又到了常德。有兩個文學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並告訴他我母親在常德，問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說沒時間了，不去了。這兩個青年很氣憤，將情況如實告訴了我母親，認為他太不夠朋友了。等到後來我母親將這一情況告訴我之後，我也很生氣，這叫什麼朋友？建國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訴我，我被捕後，他曾找到沈從文，懇求他出面保我出獄，一切費用由黨負擔，但卻遭到了沈從文的斷然拒絕，他表示不能插手這件事了。這就說明，沈從文怕得要命。而他寫什麼《記丁玲》，好像和我友誼多麼深厚，純粹是偽君子。通過這兩件事，我實在不願再理他了。但是，我還是和陳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當時，他很害怕。我們告訴他：共產黨不會殺你的，怕什麼？」
吳泰昌回憶，丁玲的文章見報後，沈從文的學生、《詩刊》編輯部主任邵燕祥讓吳去告訴沈，請沈寫文章辯駁。吳轉告邵的話後，沈表情嚴肅，帶著幾分壓抑，張兆和激動地在一旁說：「沒有什麼好說，沒有什麼好寫。」
1981年，丁玲在湖南文聯演講，說沈從文是反動作家，沈的學生王亞蓉很生氣，要寫文章反駁，沈說：「她那麼大年齡了，又有病，隨她去吧，她這些年也沒少受罪。」直至辭世，沈從文都沒有寫文章為自己辯護。
王亞蓉回憶，范曾從中央美院畢業時，因為得罪了國畫系主任葉淺予，畢業分配被發往邊寨，他託人帶信給沈從文，向沈求助。從不求人的沈為了范，找美院院長朱丹和葉淺予求情，未果，於是借總理周恩來指示服飾圖錄課題，將范曾調到身邊，協助自己工作，范曾得以留在北京。
文革開始後，作為沈從文助手的范曾寫大字報揭發沈。范說沈：「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沈看後說了八個字：「十分痛苦，巨大震動。」
沈從文在《表態之一——一張大字報》中寫道：「范曾揭發我對群眾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