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每讀一本書，都喜歡在書後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或記那天的天氣，或是一點感慨。他在一本書後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
1944年，沈從文致信還在美國的胡適，報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況，他在信的末尾寫到：「我們在這裡過的是挖土種菜，磨刀生火，生活雖瑣碎，並不痛苦，但想起與生活離得相當遠的國家社會種種，卻不免難過。」
1946年8月31日，沈從文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自承「一生最怕聽打殺之類的事」。
沈從文到歷史博物館，除了鑒定文物，還當講解員。汪曾祺曾經親眼看見過沈非常熱情興奮地向觀眾講解的情形，「心裡總不免凄然」。對於這段經歷，沈從文說：「關門時，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
關於在歷史博物館早幾年的工作情形，沈從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發出的信中這樣寫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為熟悉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的說笑聲，我似乎和夢裡一樣。生活浮在這類不相干的笑語中，越說越遠。」
50年代末，沈從文在給張兆和的一封信中說自己，「一面是『成熟』，一面卻也永遠近於『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極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說是一個『怪人』，一個『真正鄉下人』，放在任何情況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會習慣，卻是一點『理想』，理想也可以當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實際的打算看待，但究竟還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處還是會感到一點痛苦，一點不好受，一點和人難於完全適應協調。」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解放後，一年多雨，許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門前輕輕嘆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們聽見了，批評他說：「農民不會這樣想。」
沈從文感慨道：「我們相愛一生，一生還是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