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第一次對書感興趣，是從醫書中知道魚刺卡喉可用貓口涎液治癒。第二次對書感興趣，是讀《西遊記》時，培養了他的想像能力，使他「明白與科學精神相反那一面種種的美麗」。第三次看的是部兵書，本來他以為自己可以世襲雲騎尉，但讀此書後他的想法發生了改變，覺得自己已沒有拘束別人的興趣。沈從文說：「這三種書幫助我，影響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汪曾祺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說：沈先生不贊成命題作文，學生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他給學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比如「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和「記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沈之所以出這樣的題目，是因為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
沈從文教書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
汪曾祺說，沈從文的小說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來不被理解。沈從文如此說：「我的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於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30年，沈從文發表《論郭沫若》一文，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創作是失敗了」，寫小說不是他的長處，而且空話太多，直言：「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什麼東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適合於檄文、宣言、通電，一點不適宜於小說。「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說方面他應該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
沈從文對自己的作品頗為自信，1934年，他在給張兆和的家書中說：「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的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1947年，他在《八駿圖》自存本上題道：「從這個集子所涉及的問題、社會、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來，應當得到比《吶喊》成就高的評語。事實上也如此。這個小書必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