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被圍困後，傅作義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而胡適自己並沒有堅持待變，幾天後坐上南京教育部派來接華北名流的專集飛到南京去了。傅作義對胡適很失望，命令守城門的崗哨不放胡適出城。胡適說自己是送陳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離北京。
1948年12月14日，胡適匆忙離開北大，告別大軍合圍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後（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無自責地對司徒雷登說，自己痛悔抗戰勝利之後這些年沒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頭於學術活動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著淚水」。
1949年，胡適走時曾留給北大同人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指中國共產黨）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1949年後，胡適幾近窮困潦倒，沒有秘書，出外擠公車，卻因為不滿英國承認中共政權，放棄赴英教書機會。胡適在美寓居八年零八個月，只有在普林斯頓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工作的一段時間有固定收入，其餘只能靠稿費、版稅、儲蓄勉強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堅持到美國同住，生活更捉襟見肘，但胡適仍不肯自貶身價，申請美國綠卡。唐德剛以史記里「孔子適鄭」的故事形容胡適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憶，這段時間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車接送胡適，「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接他，但是電話內我們未說清楚，他等錯了街口。最後我總算把他找到了。可是當我在車內已看到他，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
1949年開始，中國共產黨仍然沒有停止對胡適的「統戰」。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適的老朋友、史學家陳垣《北平輔仁大學校長給胡適的公開信》。此信首先介紹了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們自由地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地研究著……」最後「勸胡適回到新社會」。但胡適看後笑笑，認為此信是「偽作」，理由是「陳垣不會寫白話文」。又過了幾日（6月24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不至於學習的那麼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的太過分了！」他認為陳垣的公開信是一封「作偽」的信。為此，他徵詢同為史學家的蔣廷黻，結論是：「廷黻與我均疑陳垣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學教授、胡夫人的嫡堂弟江澤涵寫信給胡適說：「我們開始覺得你們如果在北京，必定不會感覺不舒服的……我們的生活是很快樂的……」儘管當時在紐約的胡適正處於非常苦悶之中，但他還是在日記中批道：「這大概是有意說『反話』」。
20世紀50年代，內地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係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打開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裡是做學問的樣子？」
1954年11月，第二次批胡運動開始，幾乎全中國都被動員起來，出版了八輯數百萬字的《胡適思想批判》，針對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哲學史觀點、文學史觀點、考據學、紅學的藝術性、紅學的人民性等九大罪狀聲討，直指胡適是學術界的今之孔子，終於讓胡適在中國被斗臭、鬥倒。胡適倒是幽默以對，「笑顏逐開，大為高興」，連稱對他的九大罪狀就是他在學術上的九大成就。
1956年，周鯁生曾先後致信和拜會了胡適的老友陳源，動員他與胡適聯繫並勸胡適回國。9月20日，陳源受周鯁生之託馳書胡適，轉述了周鯁生的意見：「……『胡適批判』……已經過去了。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你如回去，一定還是受到歡迎。……他要我轉告你，勸你多做學術方面的工作，不必談政治……」胡適收到信後，在「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這句話的下面划了線，並有批註云：「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
1956年的一天，胡適為哥倫比亞大學講完課時，當有學生問他：「聽說共產黨天天在中國大陸上清算你，你對此事作何感想？」面對這樣一個政治問題，他以一句幽默話作答，應付了過去。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曹聚仁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勸胡適回大陸看看。與以前其他人寫的信不同，曹聚仁此信採用了激將法。他在信中說：「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種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氣……」胡適知道曹聚仁的信是中共對他的統戰。他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復」三個字。胡適對此大不以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約200萬字，胡適極其耐心地看完這8本書，據嚴秀先生猜測，當時大陸無人讀完這些書，包括這8本書的作者們。有次唐德剛指著這些書問胡適，「這幾百萬字的巨著里，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回答：「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的到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