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認為，「寬容」才是自由主義的第一要義。
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日益激進，胡適和蔣夢麟乃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胡適說：「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
20世紀20年代，胡適曾對他的朋友路易絲·甘尼特說：「今天對於有才能的人來說，生在中國是不幸的，他們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們讓人推著很快地承擔超過他們能力的責任——他們註定是要完蛋的。」
胡適執掌中國公學後，校風為之一新。他反對黨化教育，國民黨政府規定，舉凡機關、學校一律要掛國民黨黨旗，每周一要舉行總理孫中山的紀念周活動。唯獨胡適的中國公學不掛黨旗也不舉行總理紀念周活動。他的學生羅爾綱稱，進入中國公學後，首先讓他感到痛快的，是學校不掛國民黨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國民黨紀念周。
1929年，胡適送給中國公學18年級畢業生一句話：「不要拋棄學問。」他說，「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自己」。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胡適對學生的行動持反對態度，他堅持認為學生應該先「把自己鑄造成器」，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熱情洋溢的「通告」。於是有學生寫信給他：「胡先生，我們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後，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痛快嗎？即使你阻止住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於你有什麼好處？於你的良心也過意得去嗎？現在警告你：向後你若再撕毀關於愛國的通告，准打斷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謂言之不豫也！」之後有一天，胡適去上課，發現只有周祖謨一個學生。多年之後，恰恰是這個周祖謨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而那些義憤填膺的學生們卻被自己點燃的火焰吞沒了。
胡適說：「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