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適常說：獅子與虎永遠是獨來獨往，只有狐狸與狗才成群結隊。
胡適說：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寫。
胡適說：「麻將裡頭有鬼。」又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的小說，因為書里沒有一個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頒發勳章給胡適。胡是在報刊上登啟事：「4月5日的《益世報》上登出新頒發的大批勳章，內有：『胡適給予三等嘉勳章、勛位』的，如果這個胡適是我，還是請政府收了回去吧。」
1920年9月中旬，胡適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說到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時說：「我自己是賭咒不幹的，我也不希望你們北大同學加入。」
對於文學改良，胡適最初是不夠自信的，他寫信給陳獨秀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陳獨秀則毫不客氣地回覆道：「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
但是多年之後，面對文學革命的累累碩果，兩人的表現卻又別有不同。陳獨秀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搞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士釗）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胡適則當仁不讓地說：「如果沒有胡適、陳獨秀之流的話，運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至少要推遲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適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在浙大體育館演講《自由主義》。這是胡適在大陸的最後一次演講。胡適這次講演沒有留下記錄稿，但竺可楨日記記下了大致內容：胡適「述自由主義為中國之固有產物，以《呂氏春秋》為證，並引王安石白話詩。述浙江餘姚明代三位大師陽明、梨洲、舜水均為提倡自由主義。述東漢王充（仲任）之自由主義。但以為中國之自由主義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終不達到，而人民亦無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適演講《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胡適再一次說自由不是舶來品，他以中國古代傳統中的諫官御史、史官制度作為例證，並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稱為自由主義者，認為王充的《論衡》從帝國時代就開闢了自由批評的傳統，在范縝、韓愈、王陽明身上他都讀出了自由主義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無類」及科舉制度解釋為「教育的平等」。他說：「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適在上海和老同學竺可楨見面，在談話中，胡適表達了對國共和談的看法，竺可楨在日記中說：「適之對於中共與中央和談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將赴台灣一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