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胡適 新知

胡適在1916年10月給陳獨秀的信中列舉了新文學的八條原則: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勳復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17年,留學七年的胡適從美國回到國內,讓他吃驚的是,七年內竟沒有出版一本哲學方面的中文書籍。最後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國哲學史》,作者也只不過提出如此見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與天地合德」。胡氏說:「(過去七年來)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

胡適《領袖人才的來源》論及: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具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胡適在奔母喪時寫過這樣一段話:「『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

胡適在和周作人在關於改造社會與人孰先孰後的問題上,針鋒相對地說: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等等,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胡適《說儒》里講: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傅。用吾從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為己任」的絕大使命——這是孔子的新儒教,這就是「亡國奴柔順論」,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國不知多少次,性格卻未見柔順,猶太人亡國時間最長也不見柔順。

胡適諸多理論今日仍為有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膽假設,小心地求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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