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給胡適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確抓住了胡適人格中最敏感而隱諱的獨特性。開白話文革命先河的胡適，雖給外界強烈的全盤西化印象，成為現代理性精神、寬容、溫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終是認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責任與角色，乃至於對國家與文化認同的忠誠。
胡適說：「東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較說：「一邊是安分，安命，安貧，樂天，不爭，人吃虧；一邊是不安分，不安貧，不肯吃虧，努力奮鬥，繼續改善現成的境地。」
1925年，胡適著文談「讀書」，指出「精」和「博」是讀書兩個要素。他將這個看法編成兩句口號：「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胡適第一個考證出《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的作者並非曹雪芹。
季羨林的《台游隨筆·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里，談到胡適的「書獃子」氣：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緻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早把那個「重要會議」忘到爪哇國去了。
胡適很推崇王安石，認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為』來替代『無為』」。王安石的詩，「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是胡適最愛題贈給別人的詩句。
胡適對齊白石極端欽佩，曾經與黎錦熙、鄧廣銘合編一部《齊白石年譜》。
胡適是比較老派的文人，講究讀書致仕。因為母親嚴厲，胡適少年老成，被戲稱為「糜先生」。據說有一次，胡適跟夥伴們擲銅錢玩，一位老農見了非常吃驚，說：「糜先生，你也玩這個呀？」胡適一聽，羞愧難當，頓覺失了身分。
胡適早年在上海曾有過一段浪蕩無羈的生活。在一個雨絲紛紛的傍晚，胡適大醉後在回家的路上與警察爭鬥起來，當晚被抓進監獄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適對著鏡子打量自己青腫的臉時，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開始懊悔了。此後，胡適在朋友的幫助下關起門來發奮讀書，終於考取了當年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留學。
有一回，胡適路過青島，遇到梁實秋呼朋聚飲。胡適看到他們豪飲的盛況，趕忙取出鐫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戰。
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先驅，也是新詩運動的先導，他為此作出了可貴的嘗試，並將自己的一本詩集命名為《嘗試集》。但是他的新詩往往拘泥於舊體詩的格律，尤其是韻腳，大多遵循古代漢語的韻部。比如，《嘗試集》的第一首詩《孔丘》：「知其不可而為之，亦不知老之將至。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至」和「廢」在詞韻里是通用的，在現代漢語里則完全不押韻。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都是驚世駭俗之論，其中有幾篇文章倡議「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張「非孝」，認為孝敬父母，罪大惡極。一般人並分不出哪一篇是陳獨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適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時的印象，胡適之對父母，一定是屬於非孝一類的。但是胡適卻極為孝順。他父親早逝，所以他得到父親的溫情很短，但他六十三歲回到台灣，他不但把父親的遺作出版和整理，還替父親立了一個很堂皇的紀念碑。在他寫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親對他的慈愛，「八年的家鄉教育」，完全是他母親一手栽培的。
胡適的婚姻也由母親一手安排。他從小與江冬秀訂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說：「他的立身處世，卻完全符合中國的倫理之道。他對母親非常孝順，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長作主訂定的，在結婚以前，兩人沒有見過面，可是他對夫人終身敬愛，到老不變。總統挽適之先生說：『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真是非常允當。」胡適還說過「中國人的舊式結婚，是先結婚後戀愛」的名言。
胡適膝下有二子，長子胡祖望，得名於胡母馮順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他對老師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著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漢學如一座大山擋在中國學人的面前，當時的大師們如陳垣、陳寅恪等都有些焦慮。陳垣曾對胡適說：「漢學正統此時在北京呢？還是在巴黎？」兩人相對嘆氣，盼望十年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
抗戰期間，胡適任駐美大使，兩個兒子先後到美國讀書，僅一年學費就得兩千多美元。胡適頗感壓力，一面寫稿賺取稿費，一面四處演講，「替兒子籌備一點美金」。孔祥熙知道後，立即匯了3000美元給胡適，胡適係數退回。
1948年底胡適倉皇離開北平，只帶了夫人，沒帶小兒子胡思杜，有一種說法是臨時沒有找到人；一種說法是胡思杜不願意隨父母南行，具體原因不明，胡思杜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另有一種說法來自他後來的秘書胡頌平，胡適夫婦上了飛機，人們問為什麼只有他們兩人，胡適回答：「通知上只寫接我，卻沒有說可帶孩子。」書生氣的胡適讓機上所有名流、學者無不為之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