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成名後，每日登門拜訪的人絡繹不絕。後因求見的人太多，胡適便宣布了「胡適之禮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點至十二點，為公開見客時間，無論什麼客來都見。」後來每個星期天都來人不斷，上午時間不夠，又延長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為名符其實的「禮拜日」。如此盛況一致持續到「七七」事變，胡適離開北京為止。
胡適一生極重友情。他常說一句話：「此身非我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五四運動時期，穿長袍馬褂的章士釗和西裝革履的胡適觀點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因為章士釗以古文雄詞立於世，常貶胡適的白話為淺薄。可是，有一次，他們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談頗洽，乃合攝一影，各題詩詞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釗竟用白話，胡適則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為文壇異軍中的合奏曲，饒有風趣，且具歷史價值。
章士釗詩云：你姓胡來我姓章，你講什麽新文字，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適詩云：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常相親不相鄙。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試閱卷完畢。胡適在招生委員會上說：「我看了一篇作文，給了滿分，希望能錄取這名有文學天才的考生。」校長蔡元培和其他委員都同意了。最後翻閱這名考生的成績，發現數學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績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無反悔之意。事後才知，這名被破格錄取的學生就是羅家倫。
一日，胡適上課，提到某小說，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有一學生馬上站起來，說：「不對。有人說在什麼叢書里的什麼書中見過。」胡適又驚又喜，以後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大」。
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學校派代表去南京聆聽蔣介石的訓話而罷課。蔣夢麟校長召集全體學生開會，勸學生複課。胡適繼蔣之後發言，苦口婆心地勸導學生，遭到了很多學生的反對，在台下起鬨，要給胡難堪，但胡絲毫不以為忤，讓北大學生充分認識到了胡的「能容」。當時的學生朱海濤記下了這一幕：「就在蔣校長那次召集的學生大會上，我們見到適之先生的氣度和他那種民主精神。當時他繼孟鄰先生（即蔣夢麟）之後上台訓話，一開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對他的（多半是左傾學生），踏腳、嘶叫，用喧鬧來蓋他的演講。擁護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聲音來維持秩序，來壓制反對者的喧嘩。頓時會場上緊張起來，形成了對壘的兩派，他的聲浪也就在這兩派的叫囂中起伏著，斷斷續續地送入我們的耳鼓。這是篇苦口婆心的勸導，但反對他的那些年輕人卻紅著臉，直著脖子，幾乎是跳起來地迎面大聲喊道：『漢奸！』他也大聲，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這屋子裡沒有漢奸！』終其演講，這些年輕人一直在給他當面難堪，而他始終保持著熱心誠懇、愷悌慈祥的聲音態度。」朱海濤感慨地說：「這天給我的印象極深，我看到了一個教育家的氣度，應當是多麼大！我也看到了適之先生的『能容』。」
胡適在1930年到北京大學之前，寫有一條幅：「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陳獨秀獄中時，胡適路過南京，來信說：「不及看望。」陳大發脾氣，大有絕交的樣子。其實，陳獨秀入獄期間，胡適多次從北京來看望，送來吃的、用的和書籍。一次，陳曾托胡設法把《資本論》譯成中文，胡認真操作，不久來信報告進展情況，叫他放心。在押期間，出版了《獨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為這個在押的共產黨要犯寫序。
據鄧嗣禹回憶，胡適任北大校長時，校長辦公室就幾乎等於教職工的俱樂部，全校教授，皆可進見校長，不必預先約定時間。有一次，鄧去造訪胡，「一進室內，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數人在坐，彼此隨便談天，開玩笑，胡適亦參加閑談，並略言及徐志摩跟陸小曼的戀愛故事。」鄧看到此番場景後，莫名其妙，覺得校長辦公室就好像「香港廣東飲茶的地方」，然後深嘆胡適作風之平和民主。
胡適在上海任中國公學校長時，楊杏佛是胡的學生。在一個大會上，楊大罵胡適的新文化改革。後來蔡元培帶楊杏佛來胡適家道歉。胡適沒有發脾氣，只是說：「《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我覺得原文寫得太寒傖了，我想把它改寫過。」蔡元培問：「怎麼改法？」胡適說：「唐僧取經回來，還要遭一難，因為這時在取經路上被他的三個弟子打死的許多冤魂冤鬼，都來報仇了。唐僧情願捨身，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地割下來，餵給一班冤魂冤鬼，他們每吃一塊唐僧肉，可以增長一千歲。唐僧說：『我來捨身，使他們可以超生，可以報賬。』」楊杏佛聽得臉紅耳赤。胡適後來將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張寫成《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一文發表。
1961年，胡適應邀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以30年前這個話題作了25分鐘講演，不想又引起反對派的「圍剿」，說他是「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賣俏」，胡適見到這些文章，連說：「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接著便向人們講述了30年前這樁故事。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舉行研究報告會，有一位韓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關隋唐之際佛學的研究報告。宣讀完畢，胡適以所主任資格首作批評，滔滔不絕，剛說到中途，韓君突然打斷他的話頭說：「胡先生，你別再說下去了，你越說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評，毫不動氣，雅量驚人。
1930年12月17日，胡適四十歲生日。他的好友、學生不約而同地給他送去了用白話文寫的壽聯。地質學家、也是新文化運動健將的丁文江的壽聯是：憑咱這點切實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數；看你一團孩子脾氣，誰說四十歲為中年。
胡適與梅蘭芳、齊如山（電影《梅蘭芳》中馮如白的原型）交好。他對梅蘭芳相當愛護，梅氏出國演劇，預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適親自為之校閱。梅的英文演講詞、宣傳品，都經胡適改正過的。
齊如山有一篇文章說：「我與適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國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與梅蘭芳同吃便飯，暢談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園演戲，我正在後台，適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兩位先生忽然降臨。我問他，你向來不十分愛看戲，何以今晚興趣這樣高？他已微有醉意，說：『我們不是來看戲，是來看你。』後來他還在醫院中給我寫了兩封很長的信，一封是討論《四進士》一戲的意義，他說：『所有舊的中國戲劇中，以《四進士》的台詞最精彩，因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話文。』」
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陸，大陸批判胡適開始之後，1950年，他公開表示與胡適劃清界限，稱胡適為「人民的敵人、反動份子，罪行早和美帝有關」，報紙登出這個消息後，蔣介石親自把胡適叫到家裡予以安慰，胡適似乎並不領情，竟搬出了蔣經國在蘇聯時期大罵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與蔣介石劃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蔣無話可說。顧頡剛、朱光潛等北大舊友，也在一波波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中批判胡適，胡適則強調相信友人只是為了在檢討中過關，並非真心之論。
胡適聽說錢穆時，錢穆還在蘇州的一所中學任教。一次胡適到蘇州講演，特地去看望錢穆，他說：「我來蘇州有兩件事：一是購買《江□詩集》，二是想見見錢穆。」
1930年4月，胡適曾寫信給楊杏佛，稱「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20世紀50年代，他又說，「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
季羨林曾回憶和胡適共事的日子：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彙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麼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有一天，季羨林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一個學生走進來對胡適說：昨夜延安廣播電台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胡適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