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10歲時，父親講授《三字經》，他一天就背熟了。父親教他《四書》，講完一段熊十力還意猶未盡，每次都要求父親多講，父親不肯，說：「多含蓄為佳也。」這年秋天，熊十力學作八股文一篇。八股文講究章法，不易作好，熊父看過熊的文章，很是詫異。
熊十力的父親臨終前，怕自己去世後熊十力荒廢學業，考慮到他身體不好，體弱多病，不堪農事，所以讓他以後學裁縫以謀生。於是，熊十力在父親病榻前立誓：「兒無論如何，當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廢學。」此後，熊十力終身不忘該誓言，發奮讀書，終成一代大師。
熊能背誦很多書，他著書立說，案上僅文房四寶，而沒有一本參考書。
十六七歲時，熊十力即四處遊學，當他最先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時，忽起神解，「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並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絕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於天地萬物之理。這一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後的治學方向。
熊十力最初的人生理想，並不是學術，而是革命。辛亥革命失敗後，熊十力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運動，但是，護法運動也失敗了，這讓熊十力備受打擊，他眼看著「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內心非常痛苦，常常「獨自登高，蒼茫望天，淚盈盈雨下」。於是，他下決心走出政治，以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專註於學術。是年，熊十力35歲。熊十力認為這是他人生的大轉變，是一次重生。
熊十力將《心書》書稿郵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為之作序。蔡先生說，熊於真是「績學篤行之上」，認為他「所得者至深且遠，而非時流之逐於物欲者比也」。
1919年前後，熊十力到天津南開中學當國文老師，因一場筆墨官司結識了梁漱溟。梁漱溟在梁啟超主編的《庸言》雜誌刊出熊先生寫的札記內有指斥佛家的話。梁漱溟說：「佛家談空，使人流蕩失守……並指名說：此土凡夫熊升恆（熊十力）……愚昧無知云云。」熊十力看到這篇文章後，從南開中學給他寄來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一文，我見到了，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不久，熊十力來到北京，由此結交了梁漱溟，成為好友。
梁漱溟勸熊十力研究佛學，並介紹他到南京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大師那裡去學習佛學。熊十力到南京內學院報道時，「身上穿的衣服破舊，背著一個小鋪蓋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磣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作為內學院里數一數二的大齡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數一數二的貧窮。在內學院艱苦的3年，熊十力接受了嚴格的哲學思維的訓練。第三年，學院舉辦了一場有關佛學的論文比賽，這位平時不被人重視的寒酸青年卻一鳴驚人，寫出了當時被評為最好的論文。
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說，他們婚後度蜜月，熊十力先生利用蜜月讀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見熊先生讀書一頁一頁翻得很快，懷疑他是否看清了內容，就考驗他，選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講頭兒，讓熊先生講出其事。結果，熊先生不但講述其事，而且說出此事在第幾卷。
入川以來，熊十力顛沛流離，生活尤為拮据。從復性書院返回璧山後，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憶說：「吾即由重慶往拜。薄暮始達。至則見師母補綴衣裳，並告以先生在屋裡，余即趨入，時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燈如豆，狀至凄涼，問安畢，相對而泣。並告人情之險。」雖家貧國難，他卻自甘寂寞，樂以忘憂，勉力著述講學。
熊先生著作中最喜引用禪宗公案，他說他平生最服膺馬祖掐百丈鼻孔的公案和馬祖啟發慧海自識本心的公案。
1942年，《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中卷改寫完成，由熊十力的老友居正募集經費，以勉仁書院名義出版。他自述說：「余孤羈窮鄉破寺中，老來顛沛，加復貧困，乃強自援筆，續《功能章》上下……」此時，他依然堅持每日清晨四點即起床，讀書寫作，中午亦只閉目坐上片刻。寫起來只需一紙一筆，最窮困時，用禿筆寫，以碗為硯，一盛墨汁，一盛朱紅。因長期流離失所，身邊並無藏書，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沒有藏書的學者。
1944年，熊十力開始撰寫《讀經示要》，從正月初一開始，迄秋冬之際而畢。這本書的自序，就是在北磚鎮長盧子英捐給熊先生辦哲學研究所的一個空蕩蕩的房子中起草的。當時，熊十力所用毛筆禿而掉毛，沒有硯台，用兩隻粗飯碗代替，一盛墨汁，一盛朱紅。熊先生的寫作條件，可見一斑。
牟宗三從讀書治學方面，對他的業師熊十力不客氣地作過批評。牟氏回憶起在與熊十力相處的日子裡，熊先生批評唯識宗這裡不對那裡不對，牟氏就苦讀玄奘的《成唯識論》及其註疏和窺基的述記，讀完後就跟熊先生說：「老師，你的了解不大對。」結果遭到一頓訓斥。
牟氏看出熊先生有一些偏見，還說：熊先生讀書時心不平，橫撐豎架，不能落實貼體地去了解對方，首先把人家的東西弄得零碎碎，然後一點一點來駁斥它。他對儒家的文獻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乾元性海，體用不二。這是不夠的，所以幾句話就講完，而量論作不出來。
50年代，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轄的中國科學院來，熊拒絕了，他說「老朽與洋麵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北按老規矩去上課。此時的北大哲學系似乎「頗無相納之意」，但熊還是要回去，表示「願回此掛名養老其間，與義無悖」。熊先生的工資定為每月800斤小米，是當時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解放後，熊十力建議設立中國哲學研究所，培養國學人才；恢複南京內學院，由歐陽弟子呂秋逸主持；恢複杭州智林圖書館，由馬一浮主持；恢複勉仁學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屢次上書毛澤東和中央政府，毛澤東回覆說：「十力先生，長函誦悉，謹致謝意。」熊的幾項建議均無下落，只有南京內學院，多年之後在周恩來的過問下才恢複起來，改稱南京佛學院。
熊十力定居上海後，仍筆耕不輟，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書的下卷，並將上下卷同時印刷出版。繼此書之後，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寫，前後共8種，凡130萬言，真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將全副的心力用於著述。他每日凌晨一兩點鐘即起，拖著病體堅持寫作。《明心篇》之後，是他「衰年定論」的《乾坤衍》。此書20餘萬字，剛寫兩三萬字，便「百病皆作」，1960年2月，熊十力曾煤氣中毒，悶絕而不省人事，經搶救方脫險，以後神經衰弱更加嚴重，但熊十力拚了老命，終至完成。他將此書贈上海圖書館一部，附言說：「附贈《乾坤衍》一部，實不得已自費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書，決不自覆其說。白沙子有句『君子恆處睽』，即我書之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