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熊十力口出「狂言」道：「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令其父兄詫異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繼智，十力本是佛家術語，專指如來佛祖的十種智力，他以十力為號行於世，可見其狷狂之盛。
熊十力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黃岡熊十力造」，頗引起一些議論，因為在印度只有被尊為菩薩的人才可以用這說法，據傳他也曾經自稱「熊十力菩薩」。
熊十力曾言：「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
1911年，武昌起義後，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參謀。當年12月，熊十力與吳昆、劉子通、李四光聚會武昌雄楚樓，慶祝光復，史稱「黃岡四傑」。聚會期間，李四光曾書「雄視三楚」，熊十力則書：「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訪他，談起馮友蘭、胡適和金岳霖，熊十力對三人都不放在眼裡，他說胡適的科學知識不如「老夫」，馮友蘭不識字，金岳霖所講是戲論。聽罷此語，即使對熊十力盛氣凌人已有所聞的殷海光也深感意外。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出版，這標誌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其是熊十力曾就讀的南京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熊的老師歐陽竟無閱後痛言：「滅棄聖言，唯子真為尤」，隨後令弟子劉衡如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系統破斥，指責他「於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並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
熊十力見後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他對北大校方說：「我要寫書，不講課了！」於是辭職，並迅速著成《破〈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此時距《新唯識論》出版僅5個月。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發展。歐陽竟無是熊十力的老師，但熊堅持說：「吾愛吾師，尤愛真理！」從此，他們師徒交惡，至死未解。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浮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有一次徐復觀和熊十力先生談天，熊先生說章太炎除了文章寫得好，及懂一點小學外，並無學問。徐復觀還聽說熊先生在杭州時看到章氏談佛學的文章，批上「爾放狗屁」四個大字。
熊十力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飯，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塊肉，熊十力卻立刻夾到自己碗中，說：「我身上負有傳道的責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於是坦然吃下。
有人拿自己的文章給熊十力看，他說：你拿書給我看幹什麼？你應該看我的書，就是不看我的，也應看聖賢的書，你的狗屁東西算什麼作品呢？
熊十力與張難先私交甚篤。張任湖北財政廳廳長時，很多人來求熊，希望能通過熊弄一個一官半職。熊不勝其煩，一日在報上刊登啟事一則，以絕他人請託之望。內容為：「無聊之友朋，以仆與難先交誼，紛訴介紹，其實折節求官，何如立志讀書；須知難先未做官時，固以賣菜為生活者，其樂較做官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與廳長通音訊，廳長何物？以余視之，不過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
1949年以後，熊十力脾性依舊，堅持不肯改造自己。解放後，熊十力到北京後，毛澤東接見了他，並送給他幾本書。熊十力申明，他擁護共產黨，愛新中國，但一輩子學的是唯心論，無法改變自己的哲學主張。此後他數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建立哲學研究所，允許舊學傳播。
中國哲學會請他作委員，他提出兩個條件：不開會，不改造思想。他對自己的學生說：「我是不能去開會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說：「馬一浮寫信給我，說他自己是『確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說我也是『確乎其不可拔』！他以為我到北京，就『盡棄其所學』了！」
1956年，政協召開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熊十力先生原不在邀請之列，熊的學生楊玉清在一次小組討論會上說：「過去曾有人說：『可惜今天稱得上士的人，只有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來了，只有熊先生還在上海。」政協馬上聯繫上海方面，請熊先生為特邀代表。陳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時熊正在洗澡，他說：「我是不能坐飛機的。」於是坐當日火車前往。
在這次政協會上，熊十力被增選為第二屆政協委員，並連續當選為第三、四屆政協委員。但他只是政協的「三到」委員：開幕到、閉幕到、照相到。其餘時間，均不到會，而是呆在賓館裡與友朋聚談。某次，一位大人物突然蒞臨，全場起立相迎，唯熊十力獨自巋然不動。
熊十力怕坐飛機，說是怕把飛機給坐壞了，但坐火車又忍受不了車廂里的暖氣，因此每次北上開政協會議，均把車窗打開，風呼呼的往裡灌，一車廂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務員向陳毅反映，說熊十力是個怪老頭，不好伺候。陳哈哈一笑，說：「咱們國家有幾個熊十力？不就一個嗎？想法子照顧一下嘛！讓他自己住一個包廂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