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清政府任命溥倫親王為團長，正式率團參加1904年的第十二屆世博會，並花巨資修建了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中國村和中國展館。馬一浮兼任萬國博覽會中國館秘書，曾赴英倫三島及德意志國遊歷。他在1903年7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美人定華商赴會例，既到會所，則不得出會場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樂部概不許入。出會場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國，當處以流罪，其它尚來知如何。蓋彼固以絕對之野蠻國待我，皆我之敗種，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國際上之位置，比於亡國。彼曹猶昧昧不覺，得西人之一顧一笑，且以為莫大之榮幸也，豈不哀哉！」
馬一浮在留美時就反對過清王朝的「暴主政體」，雖在組織上未參加革命黨，但思想上十分贊成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他留日期間，與好友馬君武、謝無量一起翻譯作品，並向革命派機關報《民報》投稿。1907年，秋瑾、徐錫麟等烈士遇害，馬一浮表示極大的悲憤，寫了一首題為《悲秋四十韻》的長篇史詩，述秋瑾參加辛亥革命的過程。馬一浮在辛亥革命前夕，寫下了不少反清鬥爭的詩文。
1912年，民國成立，浙江人民追慕徐錫麟壯烈，將他遺骸從安徽歸葬杭州孤山時，馬一浮撰寫《烈士徐君墓表》讚揚徐錫麟「布衣窮巷之士，哀憤鬱積，抱咫尺之義，犯險難蹈白刃不顧，必死以求自達，而非有利天下之心，志苦而計成，跡詭而意純，雖匹夫之節，君子有取焉」的犧牲精神。
1938年4月，馬一浮一行輾轉來到浙大臨時校址所在的江西泰和。隨即，馬一浮開始了兩個學期的「國學講座」。浙大方面對馬一浮的講座十分重視，竺可楨、梅光迪、蘇步青等名教授都來聽講。頗出人意料的是，馬一浮並沒有一開始就一連串「子曰詩云」，他是以這一番話開場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全國人民沉浸在歡樂的海洋中。而飽經時代風雨的81歲的馬一浮，聽到廣播後，興奮得徹夜不寐，一口氣寫下了三首總題為《喜聞核試驗成功》的慶賀詩。詩云：
關於開設這個講座的意義，馬一浮這樣說：「其意義在使諸生於吾國固有之學術得一明了認識，然後可以發揚天賦之知能，不受環境之陷溺，對自己完成人格，對國家社會乃可以擔當大事。」
抗日戰爭爆發後，激發起了馬一浮的一片愛國熱情。他打破「平生杜門」，「未嘗聚講」的守則，在南下避難的旅途中，應當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邀，出山講學，先後於江西的泰和與廣西的宜山為浙江大學的學生開設「國學講座」。
「昔張橫渠先生有四句話，今教諸生立志，特為拈出，希望豎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個人。須知人人有此責任，人人具此力量，且莫自己諉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為己任』的榜樣，亦即是今日講學的宗旨，慎勿以為空言而忽視之！」
這一番擲地有聲的話震動了在場所有的人。馬一浮接著逐一解說張載的「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馬一浮推陳出新，層層深入，又返本歸源，時而雷霆萬鈞，當頭棒喝，時而春風化雨，循循善誘，在座者無不嘆服。馬一浮以他的德操和學養征服了浙大的師生們。
1938年，在浙江大學任教期間，校長竺可楨以「求是」為校訓，特請馬一浮作校歌。他根據大學的使命特點和校訓，創作了「大不自多」校歌。
1939年夏，馬一浮在四川嘉定烏尤寺創建了「復性書院」，擔任主講，講明義理，選刻古書，培養了一批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人才。可以說，整個抗戰時期，也是馬一浮學術活動最活躍的時期，他的主要學術思想著作都是這一時期發表的。
銷兵猛志壓群雄，奇器陰謀勢已窮。
從此波旬齊俯首，象王行處絕狐蹤。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但不久，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為袁世凱所篡奪，繼而軍閥混戰，民生遭殃，整個中國處在四分五裂之中。馬一浮雖有救國的抱負，但又感到「救國有志，回天無力」，於是發憤杜門，精研國學，以期從學術上找到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