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到北大後，傅斯年日漸敬服胡適，經常去聽他的課，甚至邀集一些同學去胡適家中「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在胡適的影響下，傅斯年對西方著作的閱讀興趣也益發濃厚。「當時在北京大學師生中，文言文寫得不通或不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多，文言文寫得很通很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後一類中的一個。」傅斯年住在校內西齋四號，同室者有精心鑽研哲學和古史的顧頡剛，有專心研究詞章的狄君武，有迷戀佛經的周烈亞，而傅斯年則「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羅志希等，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顧頡剛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傅斯年給校長的投書——《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文中認為，哲學研究的材料來源於自然科學，「凡自然科學作一大進步，即哲學發一異彩之日」，主張哲學應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對這位高才生寄予厚望，題詞贈曰：「山平水遠蒼茫外，地辟天開指顧中。」
1918年，傅斯年與毛子水、羅家倫、顧頡剛、康白情、俞平伯等20人成立了北大學生中第一個傾向於新文化的團體——新潮社，並開始籌辦《新潮》雜誌。蔡元培、陳獨秀從北大每年4萬元的經費中撥款給傅斯年辦（新潮），胡適則擔任他們的學術顧問。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編的《新潮》創刊號問世。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傅斯年強調該刊是為了幫助同學們「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實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戰勝之人格」。傅斯年還豪邁地宣告：「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