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學系已故國學大師張岱年先生曾經說過：「當代中國哲學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馮友蘭先生，三家學說都代表了中西哲學的融合。在熊氏哲學體系里，『中』層十分之九，『西』層十分之一，金先生的體系可以說是『西』層十分之九，『中』層十分之一。唯有馮友蘭先生的哲學體系可以說是『中』、『西』各半，是比較完整的意義上的中西結合。」
劉文典為人狂狷，惟獨推崇陳寅恪和馮友蘭，他在西南聯大常常對人說：「聯大只有三個教授，陳寅恪是一個，馮友蘭是一個，唐蘭算半個，我算半個。」
據說在西方大學中，凡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第一本必讀之書。
胡適曾有言：「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馮友蘭字型大小）右者」。
何兆武談馮友蘭：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後一篇《應帝王》等等，都是給蔣介石捧場的。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信念的旅程·馮友蘭傳》的作者說：「作為中國哲學的一部分，馮友蘭已經融入中國哲學史中。」
馮友蘭去世後，靈前高懸的一幅對聯寫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歲；譽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憑四百萬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