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說：哲學史人類精神的反思。哲學與科學的區別在於前者求好，後者求真。
馮友蘭先生說話有點口吃，但是要言不煩，他曾經比較他和金岳霖的異同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馮友蘭在其《自述》中說：「北京大學校史應該從漢朝的太學算起，因為我看見，西方的有名的大學都有幾百年的歷史，而北京大學只有幾十年的歷史，這和中國的文明古國似乎很不相稱。」
馮友蘭認為辛亥革命其實是「紳權和官權的鬥爭」，「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官和紳本來是一樣的人。知識分子經過科舉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紳。……我現在覺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動力，是紳權打倒官權，就是地主階級不當權派打倒地主階級當權派。」
馮友蘭認為，所謂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實現民主的辦法就是選舉，「什麼東西都不能壓倒個人的人權，只有一個東西可以壓倒，那就是『多數』。」「如果沒有真正的選舉，那就並沒有民主。」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一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並順利通過答辯，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是中道。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後歸宿，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
馮友蘭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民國時期，馮友蘭曾給洋人講《莊子》。有一天，他走進一個叫恆石安的外國人的辦公室，沒頭沒腦地給人家說：你們西方人總想找個你們可以停下來作最後結論性的發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沒有最後結論，天下也沒有停頓。《易經》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後一卦是，未濟，「尚未完成！」
馮友蘭自稱善於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他的文章《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發表於1957年1月8日《光明日報》，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陳伯達。馮訴苦說，陳的「思想相當混亂，叫人不知道他所問的究竟是什麼。」
馮友蘭對《論語》中的「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認為學界皆不得其解。他老家河南一帶紅白事所行的禮很複雜，有一種人是「侍候客的」，很熟悉這些禮，他認為，這種人就是「小人儒」，因為他們懂得那些禮，所以是「儒」，但身份卻是僕役，稱為「小人儒」。他認為這是《論語》上那句話的確切解釋。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裡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裡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裡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裡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裡的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裡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馮友蘭說：中國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補償是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們是富於理性的快樂主義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學，他們僅希征服的只是他們自己，因此不要科學的力量，他們看來，智慧的內容不是理智的知識，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質財富，道家以為物質財富只能帶來人心的混亂。
馮友蘭曾說：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在表面看起來，似乎很不注重哲學，但在骨子裡，我們這個世界是極重視哲學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數國家裡，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學。在這一點我們可見現在的人是如何感覺到哲學的力量，每一種政治社會制度，都需要一種理論上的根據，必須有了理論上的根據，那一種政治社會組織，才能「名正言順」……世界上有許多的國家，都立一種哲學，以為道統，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
馮友蘭說：中國哲學中，孟子派儒學、庄派道學皆以神秘的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秘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但兩家方法各異，道以純粹經驗忘我，儒以愛之事業去私，無我無私，而個人乃與宇宙合一。
馮友蘭說：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並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裡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馮友蘭曾談到英國人的一個優點，即善於保護傳統。他認為，只要是新酒，用箇舊瓶子裝著，沒有什麼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裝舊酒」，那是「換湯不換藥」。
馮友蘭說，對於中國哲學，自己是「接著講」，而不是「照著講」。
馮友蘭臨終前，說了最後一句關於哲學的話：「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