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戰爭爆發時，梁啟超的父親去世，但梁為國事，未回鄉丁憂。胡漢民得知此事後，作一聯諷刺梁曰：「諸葛亮七擒七縱，梁啟超三保三無。」「三保」指梁先後保皇、保袁、保段。「三無」則譏笑梁無君、無師、無父，因梁主張的君主立憲不能成功，所以無君；而梁與老師康有為不和，所以無師；現父死不守制，所以無父。
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期間，梁啟超赴歐考察。國內盛傳梁啟超此去，有取代陸徵祥出任特使之意。梁到法國後，在李石曾、汪精衛等人為其舉辦的歡迎會上，發表即席演說，將段祺瑞的假參戰「隱晦無餘」，而遭非議。梁演講完畢，一位何姓華人當場質問：「梁先生，民眾反對參戰，是反對段政府參戰，因為百姓早看出段耍的把戲是宣而不戰，這將會失信於協約國，原來這都是梁先生教誨啊！」何又說道：「民國二年，國會解散，釀成中日外交紛爭與帝制運動，這也是梁先生之力！第二次解散國會，您和湯化龍實行拆台手段。挑起南北人的惡感，蜀湘百姓因此飽受戰爭苦難，這又都是梁先生入閣掌財政的力量啊！」「今天，梁先生遠道來法，騙到徐世昌萬元川資，是不是又想推行您以前在美國組織維新會的智謀呢，以此來欺騙我們旅法華僑的血汗錢？擾亂巴黎和會專使的次序呢！我們不是早期的美國華僑，沒有那麼容易上當受騙！今天和你說，法國是自由的地方，不容保皇餘孽在此活動，假如您悍然不理，就別怪我們不留情面了！」何某的一番話語，使梁啟超尷尬無比。
1923年，王造時在《清華周刊》中發表文章說：「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
黃侃曾說梁啟超學問不精，曾對梁演講中的錯誤一一抨擊：「梁啟超來鄂，赴中華大學暑期講演。第一日發講，即有無數笑柄。彼云：春秋時，楚都武昌，三國時，吳亦都武昌。又舉湖北先賢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嘗居鄂；吳雖中徙，乃今鄂城。老則苦縣（苦讀「古」，今河南鹿邑東）；庄為蒙人；諸葛，陽都（今山東沂南）；道安，扶柳（今河北冀州）……啟超乃南海聖人之高足，此段以國史研究為講題，昔有仲由率爾致哂；今之魯連，求之不難，可無戒乎？」
黃侃在課堂上評價梁啟超，認為梁在學術上的成就不大，至於文章，只是「新聞筆墨而已」。
梁啟超曾在東南大學任教，當時東南大學有學者批評梁啟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離客觀的學者態度」，還批評他「治學感情有餘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
一次，黃伯易到語文組辦公室抄閱參考資料，聽到系主任室幾位教授正在議論梁啟超：「梁啟超寫先秦政治思想，日本學者已積累了不少資料，順手拈來都可成書，倒是小石（胡小石）的《中國文化史》不好編。」「梁啟超如果繼續寫漢、魏政治思想，就會感到江郎才盡了。」「我敢擔保憑梁啟超這副本領，一輩子拿不出來！」顧寔也楞眉怒目地攻擊梁啟超：「道德經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精神，梁啟超摸不到邊，他講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
南京寶華山慧居寺的大蓮和尚曾當著黃伯易的面對其業師梁啟超作了鞭辟入裡的評論：「梁啟超治學務博而不求精，泥於學古而忽於今用，服膺師訓或改弦更張都不徹底，只依違兩可之間，因此進退失據。梁啟超單獨搞政治總是捭闔不定，而且多疑善變，比乃師康長素真是自鄶以下了！」黃伯易將此酷評轉告了梁啟超，梁未加辯駁，只是說出一句：「不錯！我梁啟超的特點就是善變。」
東南大學舉行國學研究會，會上，有人將話題轉到顧寔的《人生二百年》上。梁啟超說：「我梁啟超一定要活到78歲！」此話引來了教授們的不同意見。吳梅（瞿安）說：「生死何足道！」王朴安說：「未知生，焉知死？」柳貽謀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陳佩君說：「生死事大，無餘涅槃。」教授們的人生觀五花八門，但在態度上都反對梁的觀點。最後陳斟玄（鍾凡）調侃地說：「我們顧先生會算八字，讓他給梁先生算算！」梁啟超說：「我粱啟超生平從不迷信！」顧寔大為震怒：「我不像梁啟超，我自己算過，我要活80歲零一早晨，最後一早晨要與死神拚命！」於是，大家掃興而歸。
梁啟超曾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學佛，一次，歐陽竟無莊嚴地對梁啟超說：「我絕非輕視你梁啟超，而是你的文章對青年傳染力強——把佛學導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試想想，我們一代應擔負何等罪過？」說到此，歐陽不禁老淚潸然。梁啟超聽罷埋頭無語。
梁啟超晚年開始用白話文寫作，終生反對白話文的章士釗在《甲寅》雜誌中大罵梁啟超用白話作文，獻媚後生小子。
夏曾佑對梁啟超的學問並不推崇，他指責梁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書「錯處開卷即得」。